深圳活躍著２００多個報料人，其中有人完全以報料為生
深圳商報記者 陳廣琳 實習生 曾 潔 周珊珊 本報評論員 米鵬民
許多“專職”報料人的“長槍短炮”甚至比專業攝影記者的相機還高級。深圳商報記者 甘躍飛 攝
一家食品公司使用生蛆雞蛋制作糕點供給富士康職工做早餐，騰訊員工集體扁桃體發炎，寶安區西鄉街道６８名建筑工人出現食物中毒癥狀……近期發生的這些新聞，深圳市民印象較深。市民可能沒有注意到，這幾條影響較大的新聞，都是由報料人提供線索、記者采訪而報道的。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由于媒體競爭激烈，并相繼出臺對“報料”者予以獎勵的政策，我國各大城市出現了一個新的職業——報料人。深圳目前活躍著２００多名報料人。
偶然機緣成為職業報料人
昨天，記者采訪了幾個職業報料人，發現他們都是因偶然機緣“干上這一行”的。
今年４０歲的老楊，在深圳當了３年的職業報料人。他告訴記者，和“報料人”結緣，是２００６年《深圳商報》開設的“數碼現場”欄目。“當時一張照片稿費是８０元，我天天在外面逛，哪里有個坑，哪里的電子眼壞了，我都拍下來，給報社發過去。”老楊說，他原本從事維修辦公設備的工作，到２００７年４月，他干脆當起了全職報料人。
無獨有偶，小項和冷家福也是從投稿人成為職業報料人的。小項今年２９歲，他告訴記者，去年７月份，在下班的路上，他看見有個施工隊在施工時挖壞了煤氣管道。正好包里帶著相機，他就拍下來寄給了《深圳商報》熱線部，沒想到第二天就發表了。就這樣跟媒體打上了交道，一來二去，小項覺得這個行業有意思，于是今年年初，他辭去了原來的商場企劃工作，專職當起了報料人。“這份工很累，但總比給別人打工強，而且時間安排上比較自由。”
冷家福原在一家公司做后勤，他住的樓下有一家小雜貨店。２００７年９月的一天，雜貨店老板在店門口放了一臺小電視機，引來一群打工者看電視。冷家福便將這幅畫面拍了下來，寄給了《深圳商報》“數碼現場”欄目，沒想到不僅很快發表，還得到了報酬１５０元。冷家福感覺很新鮮，于是成了職業報料人。
被忽悠報“假料”最難受
說起做職業報料人的感受，接受記者采訪的報料人都認為，第一是解決了一些社會問題，很有成就感，但同時也有許多不為人知的痛苦。
家住寶安的老張告訴記者，有一次，他經過龍華文化廣場時，發現有不少路人為了節省時間，從河道上的排水管上走。他當即拍下了一組路人從管道上戰戰兢兢行走的圖片，并寄到了各大報社。圖片見報以后，有關部門十分重視，當即派人前往該處，用鐵絲網將排水管的兩端圍了起來。一個安全隱患就這樣解決了，老張感到很有成就。
老劉對做職業報料人的最深感受，也是解決了問題之后的成就感。有一天，老劉的一位朋友跟他說：他公司附近的一家日資電子廠，員工下班時，被當值保安攔住強行搜身。員工迫于廠規和保安的淫威，敢怒不敢言……老劉很氣憤，同時也意識到這是個“猛料”。為慎重起見，老劉進行暗訪，經觀察，差不多近四分之一的員工被搜了身！于是他報告了報社。這件事情一見報，一石激起千層浪，各大報紙紛紛派記者采訪，一時成了熱門話題，老劉也因此得到了報社１０００元報料獎。
但職業報料人也有人所不知的痛苦。老楊告訴記者，２００８年的一天，東門一個２０多歲的小伙子因為失戀想要跳樓自殺。他趕到現場拍攝，但小伙子的親戚看見他在拍照，狠狠地把他打了一頓。“我嘴巴上縫了七針，住院幾個星期，記憶深刻。”老楊說：“我們也許和記者一樣有敬業精神，但這項職業還得不到社會的承認，警察也曾對我們說，你們不要太瘋。”
職業報料人還有一個痛苦，就是被騙報“假料”。去年９月的一個深夜，深圳多家媒體接到職業報料人萬先生的電話：公明一對夫妻和他們的四個小孩都被殺了！媒體記者對此的第一反應就是：重大新聞，必須馬上奔赴現場。多家媒體記者驅車到達報料所稱的事發地——公明街道辦轄區，卻發現這是個“假料”。而之前，深圳媒體也接到過多個“假料”，如龍崗一在建度假村的六層高樓坍塌，十余工人被埋；寶安一黑月餅加工廠關起門來制作某名牌月餅等。對于媒體記者的憤怒，職業報料人萬先生說：“我被忽悠了，心里很難受！”他分析稱，可能和之前他向媒體報料一起地下六合彩案有關，“遭到了當事人報假料”。
月收入最高可達２萬元
雖然報料線索一經采用，就能得到少則１００元、多則數百元甚至１０００元的獎金，但多數職業報料人還是覺得生存壓力很大。
老楊做了３年的職業報料人，算是“資深人士”，他告訴記者，“我每天早上最遲７點半起床，打開電腦瀏覽各大新聞網站，尋找有影響力、新奇好玩的事件，然后出門，奔波于深圳的街道和角落里，進行采訪和拍攝。晚上一般八九點才回到家。”這就是老楊的工作，基本沒有什么娛樂活動，也沒有周末，但一個月的報料獎，平均也就二三千元，“餓不死也撐不著”。因為沒有保障，“采用了一條報料才有一份收入”。老楊說，據他了解，第一批職業報料人基本上都已退出了，“要是媒體能給個保底的生活費就好了。”
雖然自己的收入不高，但老楊也告訴記者，據他所知，深圳最“牛”的報料人萬先生，一個月報料收入可以達到１．５萬至２萬元。只是這些錢不是萬先生獨得，因為他發展了一些線人，報料獎要分一些給線人。實際上，據記者了解，每一個報料“大佬”手下至少有數十名線人，包括治安員、保安、司機。每一次有效報料后，報料“大佬”拿到報料獎金后都會酬勞一下手下的線人：五五分成，請吃飯，買煙酒……
今年年初開始做職業報料人的小項也告訴記者，他每個月收入四千多，但有２０多個線人，包括社區里的保安、工廠里的員工、街道上的巡防員等。小項說，和線人建立關系之前，他會多和他們聊天，交朋友，熟絡了之后他們都很樂意提供線索。小項說：“等他們提供的線索見報或者上電視新聞之后，我會給他們５０元的報酬。”
新行業還沒有規則
作為一個新出現的行業，記者發現沒有成熟的規則，也給報料行業發展帶來很多困難。
老楊告訴記者，有時他給媒體報料了，但事后才發現，獲獎的卻另有其人，“其中有一個人特別多，不知道是不是跟媒體的某些人有利益關系。”老楊認為，一件事多人報料是正常的，但職業報料人的競爭不規范，就會影響這個行業的發展。老劉也說：“據我所知，貴州的貴陽電視臺只要你報料了，只要符合領取報料費的標準，你就可以在規定的時間去領取。報料費是以第一個報料的人為準的，如果有疑問你還可以查看熱線記錄，讓你自己口服心服，這樣報了一次你就還想報第二次。但現在深圳媒體的報料管理沒有這么規范，可能產生貓膩。”對此，小項比較有辦法。“現在我打電話給報社，都會先問有沒有人報過。如果報了的話，我就不報了。”小項說。
特別讓職業報料人感到困難的，就是每天報了一大堆料，被采用的寥寥無幾，不知道哪些是新聞值得報料，哪些根本不是新聞，不值得報。這一點也得到了深圳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王曉華的確認。她告訴記者，她曾作過統計，一般每個報社一天可以得到各類報料二三百條，實際上被采用的只有七八條左右。“不具備新聞素質，把報料作為職業就很難做大做強。”王曉華說。
報料人擴大了媒體的新聞源
記者發現，不光在深圳有職業報料人，在成都、杭州、沈陽、濟南……很多媒體競爭激烈的城市，都活躍著職業報料人。有資料稱，成都目前職業報料人至少在１００人左右。記者查閱資料發現，新聞報料人的淵源已久。早在１９９３年，《北京青年報》就提出“有償征集線索，固定新聞線人”的思路。現在，沈陽甚至出現了一家“新聞報料公司”——“向日葵新聞投訴咨詢服務中心”。
對于職業報料人的出現，深圳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王曉華認為，這是媒體競爭中產生的，他們擴大了媒體的信息源，但在媒體中還起不到大的作用。她說，現在的所謂職業報料人基本都沒有經過正規的新聞專業訓練，不具備新聞素質，所提供的新聞線索被采納的比例很小，“二三百個報料，只有七八條采用”。王曉華認為，報料人現在還稱不上是一個行業，而要得到發展，從業者必須研究媒體的需要，并提高新聞素質，媒體應該給他們提供培訓。
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系主任吳飛教授認為，一方面，報料人使新聞報道觸及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及時性也大為加強，信息因報料人而更貼近社會大眾；另一方面，畢竟大多數線人沒有受過專業的新聞培訓，他們中真正掌握新聞專業精神的人并不多。因此，在報道的客觀、真實、平衡、精確、公正等方面都難有保障。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喻國明也建議，報料人如要以此作為職業，應當接受一定的新聞培訓，有助于自我約束和自我保護。
雖然困難不少，但對新聞報料這一行業的前途，深圳職業報料人小項充滿信心。他說：“我覺得這一行的發展有一定的潛力，因為深圳每天都會發生很多事情，我們沒能全部發掘到，其實有很多事情正等待著人們去發掘。另外，深圳的媒體也越來越多了，需要更多的職業報料人。”
從職業報料人看公民責任
本報評論員 米鵬民
、媒體競爭催生出一個特殊的職業——新聞報料人。據說在深圳至少活躍著２００多個新聞報料人，其中還有１０多人干脆就以此為生，最牛的職業報料人一個月可以收入２萬元之多。
監督政府部門的依法行政，揭露社會上存在的各種違法違規和不合理、不文明現象，是媒體應盡的社會責任。但要完成這一使命，僅靠媒體從業人員自身的努力，顯然遠遠不夠，必須依賴廣大群眾的支持。為了得到更多更有新聞價值的獨家新聞線索，各媒體對凡獲采用的新聞報料都支付幾十元到幾百元不等的報料費。這也是催生新聞報料人職業的物質基礎。
單純從報料這一形態來說，新聞報料人并不能算是新鮮職業。從遠的說，古今中外，警察破案是離不開“線人”的幫助的，“線人”的本質和新聞報料人基本相似，都是通過提供線索獲取一定的好處，只是服務的對象不同而已。從近的說，今天各級政府也常常鼓勵人民群眾主動舉報違法犯罪者，并承諾一經查實即付相應的報酬。最高檢察院反貪局還曾公開透露，近年所查獲的貪污腐敗案件，有９成左右的案件線索都來自群眾舉報。
因此說，以深圳上千萬的人口基數，在現金鼓勵之下，只產生了２００多人的新聞報料人隊伍，顯然太少了一點。
這恐怕與中國傳統的人情文化有關。中國是個典型的人情社會，所謂“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遠親不如近鄰”等人生哲學，都決定了在傳統道德層面上，舉報別人并沒有天然的道德正義性，甚至還會受到道德上的“丑化”。而為了物質報酬去舉報與自己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人和事，更可能會戴上“小人喻以利”的大“帽子”。
這樣的理念，明顯與現代公民社會的法制觀念相去甚遠。
記得剛剛改革開放之時，移民到國外的華人經常會面臨意想不到的“官司”。比如，父母在外工作，把沒有人照顧的未成年孩子鎖在家中以策安全，卻時常會被鄰居或房東報警，令華人十分憤怒：你難道不可以直接提醒我一下，為什么非要直接報警呢？
這正是公民社會與人情社會的本質區別所在。在公民社會，人人都有維護主流價值觀和法律秩序的天然責任，就算是夫妻爭吵同樣會因為可能影響孩子的成長而受到警察干預。正是這種參與意識，使得法律得以有效實施，法治社會得以順利實現。相反，在人情社會，要么是堅守“各掃門前雪”的觀念獨善其身，要么是抱著“法不責眾”的僥幸加入違法違規者的行列，使得法規的實施成本無限增大，甚至陷于虛設。
媒體造就了一支新聞報料人隊伍，雖然不大，并且摻雜了金錢因素，但畢竟客觀上是培養了群眾的公民意識。希望更多有社會責任感的現代公民，加入報料人的行列，不僅向媒體報料，更向政府執法機關報料。這樣的深圳，才更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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