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志性的圓框眼鏡，一身筆挺的西裝，越發襯托出約翰·霍金斯（John Howkins）那典型的“英倫風”。1945年出生的霍金斯，被譽為“創意產業之父”。上個世紀90年代在他和一批學者的推動下，布萊爾政府開始大力發展“創意產業”，英國的經濟有了新的經濟增長點。此外，霍金斯還是英國BOP創意產業咨詢有限公司的主席、國際文化創意產業聯盟的顧問。
中國創意產品還太少
新京報：作為長期研究中國創意產業的學者，你怎么看待中國如今創意產業的發展？
霍金斯：和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如今中國的創意經濟的發展還相對處于低起點的時期。不過和上個世紀70年代相比，至今中國的創意經濟已經有了非常快速和顯著的進步。我到中國各地接觸了很多政府官員、企業和個人，發現他們有很多想法、經驗，中國也有很多優秀的人才。所以說，雖然中國的創意產業發展還處在低起點，但是增長的潛力是很大的。比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的創意產業開始追趕西方，確實西方的東西很多可以借鑒。
新京報：那么你覺得北京、上海等中國城市發展創意產業，與西方城市相比有哪些優勢和劣勢？
霍金斯：我在中國研究的基地主要在上海，所以我對那里的創業產業比較熟悉。但是我認為北京發展也不錯。北京和上海都非常有潛力。不過和紐約、倫敦、東京等城市相比還是有些差距。這很正常，因為這些城市發展創意經濟已經有幾個世紀的經驗，有很多大的創意企業、市場很專業，不僅在國內做得好，在國際也叫得響。但是中國城市的一些創意企業雖然在國內做得不錯，卻沒有產品出口，在國際上并不知名。中國出口的制造業產品很多，創意產品太少。和西方企業相比，中國的企業對外部市場的情況就沒有那么熟悉了，還不具有世界性的競爭力。
創意產業與制造業應形成健康關系
新京報：你的建議推動了英國創意產業的發展，能提供一些可供中國借鑒的發展經驗嗎？
霍金斯：上世紀90年代英國政府開始意識到，創意今后會變得更加重要，不僅是文化意義、社會意義，還會產生經濟價值，所以開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發展它。如今我們沒有大量的制造業產品，那個發展時期已經過去了。我們的產品都是帶有高附加值的，也就是說是新穎的、設計性強的，這就是創意的。
英國和西方的經驗主要在：一是培訓支持。英國政府成立了創意產業的培訓委員會，該委員會和特定的一些創意行業有合作關系，可以促進這些行業的進步。
二是自主制定產業政策。比如美國和歐洲，產業政策都是由各個下屬產業自主討論設立的，而不是政府牽頭制定，同時，每個行業都會做自己的政策研究。
三是鼓勵競爭。一個公開和公平的市場非常重要，政府在其中可以發揮一定作用。比如政府可以在電視臺和制作商之間設立公平的買賣條款，以規范創意產業交易行為。
四是政府的公共角色。比如政府要對一些行業內領先的藝術、設計、博物館等團體進行資金支持，他們一定要有非常專業的管理者，以及世界一流的策劃布展相關人員。
其實整個西方的創意經濟已經日益精細化，制造業的比重在不斷下降。而中國的非制造業只占國民經濟的三分之一，西方是三分之二。對中國來說，重要的是在創意產業和制造業之間，形成一個健康的關系。
每個人都是創意產業的一部分
新京報：中國發展創意產業的挑戰是什么？有人說我們缺乏創意人才和思想。
霍金斯：中國不缺創意人才和創意思想，在我看來，人人都是創意產業的一部分，每個人都可以投入到創意中來。從歷史上看，是創意直接導致了發明的產生。比如中國古代，有很多世界級的貢獻，造紙術、印刷術等，這說明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創意意識就很好，科學技術水平也非常強。過去的30年中國發展也很快。
我覺得中國創意產業面臨的大問題是你們做事情的時候，過早地考慮太多的社會意義。在西方，我們認為這個創意思想或者產品不錯，就投入市場，用市場來檢驗。但是你們通常只是希望自己的創意要確保和之前的策劃合拍。
新京報：創意產業的版權制度與行業發展有何聯系？
霍金斯：應該說，中國的版權法律比較完善，但這些法律是基于“前數字時代”的國際準則制定的，而國際上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英國和歐洲都已經進行了改革。
對于發展創意產業的問題，在某些方面，我們需要加強版權制度，但在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弱化版權制度，比如在教育和非商業化媒體上就是如此。
中國應該大力發展面向未來的版權制度，而不是專注于過去。同時應該加強與國際各國的討論和協調。
此外，中國應該更加重視合同法的相關法律，所有的國際買賣活動都要基于此。為了建設一個強有力的知識產權體系，就要發展更強有力的合同法的作用。
我覺得中國創意產業面臨的大問題是做事情的時候，過早地考慮太多的社會意義。在西方，我們認為這個創意思想或者產品不錯，就投入市場，用市場來檢驗。但是中國通常只是希望自己的創意要確保和之前的策劃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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