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到2004年十年間，全國有770萬家個體戶消失，僅在去年，全國就倒閉了30萬家企業。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對此深感憂慮：如果沒有中小企業的發展，沒有中等收入人群的擴大，再怎么分配都沒有用，關鍵是要鼓勵創業。中小企業發育不良，將嚴重影響社會財富分配的公平。
“中國的創業環境在世界范圍內也是比較差的。”周天勇說。他認為，雖然中央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很多，但由于過去體制沒有轉過來，具體落實效果不好。首先，中小企業創業準入門檻高。擦皮鞋這樣的勞動型創業在國外不需要登記注冊，而在國內必須注冊，否則就是非法經營。北京市出臺住房不許用作商業公司辦公場所的規定更是雪上加霜。
這一不完全的數據部分反映了我國個體戶與中小企業生存環境的艱難，要全面反映中小企業困境，還應包括以下數據:第一，中小企業生存周期縮短，平均生存周期從前幾年的3.8年下降到2年左右。第二，在上游資源性壟斷與通脹日漸加劇的情況下，中小企業無法獲得某些行業的準入權、議價權與利潤分享的權利。
近年來公眾對壟斷部門的關注，往往還停留在“福利腐敗”等分配制度層面上，而對他們在源頭層面上擠占公平創富途徑，導致“起跑線”不平衡的現象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與占據行政壟斷有利地位的大型國企相比，讓我們來看看更多普通中小企業遭受的“禮遇”吧。
1 是“潑冷水”
去年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和世界銀行的4位教授對85個國家和地區的創業環境作了系統調查，結果表明，從注冊一家公司到開業平均所必經的審批步驟數，加拿大最少，只需兩天，中國內地則需要走過7道關，需111天。美國、英國、加拿大的注冊審批費用不到其人均年薪的1％，而在中國內地，各種審批費用占據了人均年薪的11％。興沖沖的投資熱情，卻分明是“熱臉貼上了冷屁股”，“制度性冷漠”給了他們當頭一棒！
2是“澆熱水”
資料顯示，國內中小企業創業準入門檻都比較高，甚至像擦皮鞋這樣的勞動型創業在國外不需要登記注冊，而在國內必須注冊，否則就是非法經營。在繳納了稅費之后，中小企業不但難以得到相應的服務，往往還會遭遇意料之外的成本和障礙。據一位知情者透露，每年北京有大量與中小企業相關的創業基金和項目基金，但由于基層執行力度不夠，往往到不了真正的創業者手中。更讓人吃驚的是，就在中小企業因資金緊缺“卡脖子”的同時，國家提供的創業無抵押小額貸款，在北京市一個區5年以來只放了不到10筆。有多少中小企業，要么被剛進門檻時的“熱水燙死”，要么是在嗷嗷待哺中“無水渴死”呢？
3是“榨油水”
政府各部門的收費、罰款不勝枚舉，誠如周天勇所強調的好幾個“特別多”，什么工商管理費、市場管理費、年檢費和質量檢驗費等等，“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導致很多個體戶和企業不堪重負。
一邊是大量小企業和個體戶倒閉、掙扎，一邊是壟斷企業利潤、福利蒸蒸日上。“壟斷猛于虎”，它不僅僅讓曾經“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更富，而且他們排斥競爭，通過無情擠占原本就不寬裕的市場資源，享受著更多的政策、資金、資源優勢，在“暢快地喝水”的同時，卻使原本就勢單力孤的中小企業不得不面臨“四面楚歌”的悲劇境地，要么黯然離去，要么只有“烏江自刎”。
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是，這種權力壟斷更進一步導致了就業市場的雪上加霜。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日前發布的《2006亞洲太平洋地區人的發展報告》指出，整個東亞都在經歷“無就業增長”時期，中國的情況尤其嚴重。這種無就業增長的內在根由是因為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倡導的是政府主導、出口導向、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它既是可以在短期內實現地方政府政績最大化的增長模式，又是一種創造就業崗位能力極端低下的模式（它的需求僅僅定位在為數極少的“白骨精”即“白領、骨干、精英”層面上）。這是一種帶有明顯權力干預的增長模式，一方面某些政府部門為了短期經濟效益，維持甚至強化某些企業的壟斷地位，而禁止民營企業進入，另一方面，那些所謂不能實現地方政府政績最大化的部門，比如民營企業、普通服務業，就受到有意無意的抑制。1999年~2004年，私人投資在整個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一直在15％以下，而國有投資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及重化工業領域，這些部門創造就業崗位的能力卻是非常低下。其結果就是，能夠創造就業崗位的部門投資遠遠低于那些排斥勞動力的部門。盡管近年來，投資屢屢過熱，但其所創造的就業崗位卻沒有多少增長。
在近來因中央調整收入分配制度而引發的討論中，壟斷部門成為眾矢之的；但有學者認為，壟斷的惡果更在于對公平的創富途徑的擠占。
提到政府各部門的收費罰款，周天勇一連強調了好幾個“特別多”，他說：“什么工商管理費、市場管理費、年檢費和質量檢驗費，很多個體戶和企業不堪重負。”
有經濟學家把行政部門的存在比作高速公路上的收費站，每次車輛來往都要收費。正如現實生活中，1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或許一兩個收費站足夠了，但實際上公路經過的每個村、每個鎮可能都要設自己的收費站，都要“伸手抓一把”。
此外，收費罰款環節各部門重復交叉執法，審判難、貸款融資困難、到政府部門辦事難等因素也使得中國的中小企業生存艱難。
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陳志武分析指出，在那些行政審批時間越長、行政掌握的“質量關”越多的國家里，產品和服務質量越差，假冒偽劣產品越多，市場上的誠信越缺乏，銀行呆賬越多。
不久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一個以“收入分配”為主題的論壇上指出，機會不平等導致中國當前貧富差距不斷加大，而造成機會不平等的因素，一個是腐敗，另一個就是壟斷。
“創業少，中小企業少帶來的問題很多。”周天勇強調，中小企業的發育不良除了在經濟上造成投資過大消費過小，工廠生產過剩的嚴重后果外，還將嚴重影響社會分配。中小企業在數量上的縮水會帶來高失業率，不利于中等收入人群的增長。在整個國家分配中形成勞動力分配少，資本分配多，居民分配得少，國家分配得多的狀況，最終使得收入差距拉大社會基尼系數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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