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富人的標志是大腹便便，第二代富人的標志是名車豪宅，第三代富人的標志是健康，環境也是如此，第三代富人對人居環境大都非常關切。
美國學者易明對中國的未來環境抱有樂觀的看法，預言在不久的將來，非政府組織將持續迅速發展，而且也會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支持(人人都渴望擁有一個潔凈優美的環境，也愿意為此出錢出力)。隨著新稅制的推行和富裕階層的擴大，中國的著名企業家將成為向非政府環保組織提供財力支持的重要力量。
然而，正如最近一份對中國18個大城市12000個家庭的調查所顯示的，中國目前正處在第一代富人與第二代富人之間，趕上了一輪消費潮。這些新興中產階層的基本特征，便是高消費、高學歷、高文化水平，他們依靠新理念和市場消費規律致富。事實上，他們當中85％的人年齡在25到39歲之間，在1978年改革開放后長大成人并富裕起來，75％的人接受過大學教育(上一代人則由于遇上“文革”，就沒有這么幸運)。他們中95％的人擁有一套住房，78％的人擁有一輛汽車，所有人都擁有收益豐厚的金融資產。
正如我們所想，他們品牌意識很強，尤其青睞Swatch、克里斯汀·迪奧之類的國際品牌。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他們與先輩們不同，更愿意接受新思想和各種不同觀點，更愿意接受新的生活方式。高達67％的人員愿意嘗試新生事物，近59％的人愿意嘗試社會提供的新體驗。他們大多數人都非常關注經濟發展形勢，經常閱讀財經報紙，每周平均上網15個小時。這的確是一個重大改變。
保險、住房、教育基金成為中國富人三大主要投資工具。而隨著一些曾經帶來長時間穩定收益的股票的徹底崩盤，他們對股票投資已經沒有多少興趣。最根本的一點是，他們在投資時首先要確保賺到的錢足以維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但是，我們認為，保持“精神”健康和“社會”健康同等重要。當然，這意味著要通過符合社會規范的“精神”生活，保持一個平和心境，參與并融入社會、回饋社會。想確保個人的幸福，從相對貧窮變得富裕起來，都需要堅定的信仰。很多中國新富精神空虛、放縱無度，部分原因就是他們沒有信仰，或者就是陷入信仰錯位。上個世紀英國著名學者G·K·切斯特頓對當時的無神論現象發表過評論，他認為，當人們不再相信一些東西的時候，他們決不會什么都不相信：他們會相信任何東西。
金錢不能取代信仰。正如自殺人數、腐敗案件和節節攀升的離婚率所告訴我們的那樣，對于物質的迷戀 (比如大興土木建造豪宅、胡亂購物、揮霍無度等)，都將帶來災難。我們認為， “紳士風度”之類的古老概念很有意義，我們也許能在回顧紳士的歷史、內涵當中 得到啟迪。
假如這樣的話，東漢學者徐干(公元170~217)撰寫的《中論》就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徐干從歷史、哲學的角度，認為名與實之間存在一種特殊的關聯，他明確指出了沒有這種關聯的時候會發生什么。文章揭示了“中”的內涵，直到今天，中國領導人也將“中” (也 就是中和、平衡)視為社會和政治穩定的關鍵。徐干認為，過去的紳士往往通過實踐培養自己的美德，修煉自己的行為，而不會僅僅為了發財致富沽名釣譽。
紳士是通過樹立行為規范和典型造就的，因而，即便他們一文不名也會受到人們的尊重。徐干強調，真正的紳士應該智慧、謙遜，應該注重談話技巧和個人言辭。這些，都與切斯特菲爾德勛爵致兒子信中所講的英國紳士精神驚人的相似!
新富們的精神升華
可以說，從事慈善事業是新富們花錢的最“好”方式，也是被廣為宣傳的方式。事實上，隨著中國企業家生活的舒適和社會地位的提升，他們似乎更愿意投身 慈善事業了。從《2011胡潤慈善榜》中，我們也許能找到一些有趣的案例。曹德旺家族以45．8億元的捐贈額成為2011年“中國最慷慨的慈善家”，王健林以11．8億元位列第二；朱孟依家族以6.6億元位列第三。
從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從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家族累計捐款50億元，其歷年慈善捐贈額度占到其財富的40％。另外三名慈善家余彭年、王健林和黃如論的歷年累計捐贈也均超過20億。《201l胡潤慈善榜》上慈善家們的捐贈方向主要分為六大類： 救災、教育、扶貧、文體、環保和健康。其中，救災和教育領域捐贈人數最多，而文化領域捐贈數額最大。
第二種花錢的“好”方式，是作為一名成功企業家不僅要參與慈善活動，更應該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在當今中國，大城市居民與偏遠省份的農民之間貧富差距非常之大，自然容易引發很多社會問題。因此，成功的企業家像過去的紳士那樣處事為人，努力提升自己的社會形象，為第二、三代人擁有更多財富鋪路，就顯得非常迫切和必要。這也就意味著，他們不僅要像一位慈善家那樣慷慨解囊，熱心加入那些在中國方興未艾的各類慈善團體，而且要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辦一個能夠生存發展改善員工福利的企業，一家善待客戶和員工的“好”企業應該在自己所在社區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依法納稅(這也是對國家的“貢獻”)，從而對周邊企 業、競爭對手和供貨商產生積極帶動作用。調查顯示，在企業家認為承擔社會責任的最好方式的排名中，慈善捐款排名第二，第一位仍然是納稅。
然而，更加廣泛地融入社會的另一條途徑，就是參與政治活動，近年來政府積極鼓勵人們這么做。王健林 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他是大連萬達集團的總裁，公司業務涉及商業地產、高級酒店、文化產業、連鎖百貨、旅游度假等領域，同時他又擁有多重國家政治身份——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以及中共十七大黨代表。
世茂集團總裁許榮茂又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他也是全國政協委員。還有一些資深企業家擔任全國人大代表，他們個人的成功和經驗必將有助于國家的全面發展，魯冠球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是萬向集團董事局主席。另外還有宗慶后、沈文榮，前者是杭州娃哈哈飲料公司的總裁，后者是中國最大的私人鋼鐵公司的老板。
物質財富上的成功，并不能造就一位紳士。我們或許可以用兩千多年前的學者徐干的話作為結語： “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獎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這才可能是一位真正的紳士，一位值得效法的楷模，無論是在19世紀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國，還是在21世紀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國。
（作者簡介：愛德華.伯曼：英國紳士，出身于英國劍橋，先后在伊朗、意大利等多個國家工作和生活，在華生活了十年。英國肯特大學、意大利博羅尼亞大學客座教授。）（據當代中國出版社《像新紳士一樣生活》2011年8月出版）
根據世界奢侈品協會數據，中國目前奢侈品銷售價格構成為：原材料5%+加工成本6%+奢侈品品牌附加值（一般是保留利潤值）55%+廣告與公關活動成本5%+旗艦店年度成本3%+人力成本6%+政府關稅、消費稅、部分增值稅等綜合進口稅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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