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高文光，感覺與眾不同。
一是高文光年近七旬，仍然主持著天津市文光集團有限公司的工作，董事長兼總經理，心氣兒仍像小伙子一樣。
二是高文光自稱是外行，經營管理上用的多是過去“老字號”慣使的那些老方法，但僅20年，他就創造了一個擁有1000多名員工的企業集團。
記者：聽說您從小經歷坎坷，“經商”的年代很早，但卻碰得頭破血流，是嗎？
高文光：我生于河北任丘，在農村里長大。1952年我來天津上初中，是因為我父親的戶口在天津，他在這里做生意。我倒霉的日子始于1957年。那年我只說了一句“這報紙上有些東西它不報”，就被一個同學舉報給學校，說我“反動”。班主任、教導處主任、校長，全都找我談話，我覺得我沒錯，談什么？結果就認定我是不老實，開除學籍。
傻啦，一下子就傻啦！那年代，開除學籍，對一個學生來說，跟天塌一樣。因為那時就業，全靠畢業后國家分配，你連學籍都沒了，誰給你分配工作？但我那脾氣，不求你，開除就開除，不信能餓死人！我就自謀生路了。不過沒有工作的滋味也實在難受，現在的年輕人，絕對想象不出那時你在社會上獨自謀生的艱難。
那時河西區尖山、解放南路那邊都是葦子地。趕包粽子的時候，我去那兒劈葦葉，打成小把兒，蹲路邊賣，賺個毛兒八七的小錢兒。但賣不上一會兒，就有人來逮你，說你這是“資本主義復辟”，逮著了統統沒收不說，還得“批判”和“教育”你。小買賣做不成，想辦法找了個工作，在李七莊那邊一個國營養鴨場上班。那地方太遠，去那兒得倒三趟車，下車再走半小時，工資少得可憐，養不了家。當時社會上有給場里提供浮萍的，一種水草，可做養鴨的飼料，拿網在坑里一撈就能賣錢，而且一天就掙十來塊，是我半月的工資。我想這活兒我也能干呀？不就是騎輛大水管車，起早貪黑地賣力氣嘛。我干！領導說：“你干，得先辭職。”辭就辭。不想我這兒一辭，他那兒變卦了，說：“凡本場辭職者，售浮萍一律不收。”并說這叫打擊“資本主義”的“機會主義”。
工作玩兒完了，又得自謀生路了。我賣過冰水，賣過瓜果跟蔬菜，泡黑市倒賣票證，什么“粗的、細的、全國的”，“糧的、油的、工業的”……能干的行當全干過，但就一樣——跟做賊一樣，被人追得到處跑，整天鬼鬼祟祟的，活得跟壞人一樣，沒地位，掙點糊口的錢，心里不舒服。
最后我干拿線換襪子的小生意。那時物資匱乏，工廠織襪子缺線，老百姓手里有線——憑本供應的線，用不了的就都存起來。我先到工廠那兒，以三把兒線換一雙襪子的“價格”換出幾雙襪子來，再走街串巷從老百姓那兒每雙襪子換回五把兒線來。這交易老百姓高興，我也高興，賺了兩把兒線，“利潤”超過60%。我背著個包袱，天天“有線換襪子”地吆喝著，多少賺了一點錢。不想日子剛剛過得好一點，突然來幫抄家的，把我所有的“商品”全都沒收了，一下子賠個底兒掉。
那是1963年，我成家、孩子都有了，我拿什么養活家人，這不是絕人生路嗎？我腦子一蒙，夜晚就上了火車，去北京，去找蘇聯大使館。那時傻，就想你這兒把人逼得找不著道兒了，那我就到國外去看看吧，聽說蘇聯那邊比這兒強，就想去和蘇聯人商量一下，能否讓我去他們那邊工作去？豈知那時中蘇關系已經開始惡化，我這一步純粹是自取滅亡。
到北京后，轉悠一夜，找到蘇聯大使館。沒等我走到蘇聯大使館門口，就有一個中國人突然過來一摟我肩膀，把我“請”進路邊一座小樓。隨后就是審訊，就是天津公安把我押回天津再審訊，接下來就是處理。按說沒進去應算是“未遂”，“未遂”也不行，有那想法兒就是“犯罪”。結果我被打成“政治犯”，予以雙重處罰：“勞教三年”、“管制三年”，送天津板橋農場執行。就這樣，后來我還得謝天謝地呢，因為那時“審判官”們要是稍微再“左”一點，殺頭的可能都會產生，幸虧他們同情我，看到我確實是沒了飯吃。
說到這兒，咱現在返回頭去認真看看，中國改革開放前，你想做點生意、搞點經營有多難？想碰嘛，就碰你個頭破血流。
記者：聽說后來您又成了農民，還干過鄉鎮企業，那時您覺得怎樣？
高文光：勞教結束后正好趕上“文革”，一紙“勞教結束人員全部留場工作”的文件，讓我又在板橋農場里工作了幾年。1970年，中蘇要打仗，城市大搞戰備疏散，像我這樣的，本來就是來自農村，又被“勞教”過，自然是被疏散的對象，于是我又回到河北任丘老家當農民，種地、趕大車，以為這輩子就算是和城市“拜拜”了。
1976年，“文革”即將結束時，感覺著強硬的政治堅冰先是在社會底層有了松動，反映在農村的，就是允許你搞點副業了。我們村里，一說搞副業誰都憷。我說我去吧，去給大家聯系點業務。3個村干部一聽全都搖頭，說：“你去？你是被監督的對象，公社的證明都不開給你，你拿嘛去？誰接待你？”那時沒有身份證，出差必須得有介紹信，不然你連招待所也住不了，任何單位也不相信你，甚至連車票你也買不到，真正的寸步難行。
村里爭論好幾次，最后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說：“你們管他高文光黑貓白貓呢，他拿住了耗子就行，你就放他去！”這樣我就蹽了，從此走上經營的路。
那時，憑我那點經歷，懂什么經營？有什么關系？啥都沒有，就是瞎跑、瞎轉，看有沒合適自己的副業？一連40多天，我完不成任務不回去，白天餓了吃口干糧，夜晚困了睡車站，就像是“盲流子”一樣。
一天，走到內蒙古固原縣，夜里零下20多度，可那兒沒車站，睡哪去？窩在外邊一夜準給凍死。沒招兒了，去求招待所。招待所的人說：“你沒介紹信，不敢招你呀。我給你出個好主意：你去派出所求救，他不能看你凍死，會給你開個證明。有那證明，你住這兒價錢還會便宜。”我去派出所，實話實說。豈料警察不信哪，想誰會傻帽兒似的這樣跑業務？沖我嚴厲地說：“出差？我還懷疑你是逃竄呢？說吧，犯有什么事兒？”那架勢，嚇得我趕緊解釋：“要是逃竄還敢主動跑到您這來？”他想想也是，磨蹭半天給開了個證明，算是救我一命。你看，那時候想跑業務有多難！
跑了好多的地方，最后選中一項比較合適的業務，就是織網。我從河北安平買來一臺機器，給村里辦起一個篩網廠。就是這篩網廠，日后把我引入到五金業。
記者：您在任丘農村，何時來的天津？又是怎樣進的商界？
高文光：在農村給隊里辦廠，采購、銷售全是我一人。1987年，改革開放了。私人做生意，只要合法，早就沒人趕你了。我相中天津西站長途客運站馬路對面臨街的一個小“門臉兒”，外地的采購員們來來往往都走那兒，我想在那兒開店生意可能錯不了，就租下了那個小“門臉兒”。去工商局里起照時，我遇到好人了。記得對方說：“經營什么？”我說賣篩網，他一聽，說：“光賣篩網能賺幾個錢？你還不多說上幾個？”我說那允許嗎？我沒那打算，也沒那能力呀？他說：“你多經營上幾樣東西才能干好，面兒太窄了，你能賺得了錢嘛？聽我的，經營的項目多一點兒。”他大筆一揮，替我作主，弄了個“津華五金機電經營部”。當時很感慨，覺得這世道真是變了。過去我也是在這塊土地上，怎樣干都不行，半條活路也不給你。現在卻是想著法兒地鼓勵你干，干得越多越大才越好。什么原因？就是國家的指導方針變了，人們的思想也轉變了。
我就是這么著稀里糊涂地進入的五金界。我能發展起來，是基于黨和國家的好政策，也是趕上了國家經濟因改革開放而快速發展的好時候。上世紀80年代末期，正是鄉鎮企業蓬勃發展的大好時期，外地的采購員們瘋了似的涌入天津，給自己的企業買，給其他的企業帶，好多都到我的五金店里來買貨。那些采購員大多有個特點，就是一到大城市，身上都有一個采購單，全是七大姑八大姨托他捎買的生活用品。所以他們一下車，全是到我這兒把單位里要買的東西一寫，說聲“高師傅，把貨備好，我下午來取啊”，扔下點定金，就去逛商場了。而我這兒呢，伙計們立馬為他們到廠家或是批發站里去提貨，提貨時嘴都甜著呢，說“×姐，支票給您，日子煩麻您往后寫兩天，店里這兩天錢緊，過兩天準給您。”雙方熟極了，而且從未拖欠過，對方就說“行啊，別忘啦。”說實話，那時國營買賣全都管理不嚴，這就給了咱盡管資金不足但卻能把生意做活、做大的好機會。
很快我就發展起來了，商店一家家的跟著開。1994年，我重返天津的第7年，五金店我開到第5家，并已開始籌建這座、咱們現在正坐在這里的、主體10層、建筑面積8000多平方米的大樓。1997年，我重返天津的第10年，就建立了擁有5個公司、數百名員工的天津市文光集團有限公司。你說我發展的迅速有多快？
記者：縱觀您的創業史，以前并無經商的經歷。可您現在卻是天津工商聯五金商會會長、全國工商聯五金商會副會長。您是怎么從一位農民、從農村一家作坊的小老板，僅用10年時間，就成了天津商界五金業里領頭的人物？經營上您有什么秘訣？企業發展得這么快，您是抓住了哪些好機會？
高文光：秘訣？沒有。說句實在話，直至今天，我仍然認為自己是個外行，而且我一開始，所用的人也全都是外行，沒有一個是來這之前曾經干過五金的。經營上我憑什么？就憑“仁義禮信”四個字。別看我什么都不懂，這四個字在與人的交往中，如何做到？我知道。我努力地做到了，其結果是讓我受益無窮。此外就是勤奮，天道酬勤，一分耕耘一分收獲，這話真的是一點都不假，當農民種莊稼是這樣，當商人經商也是如此。
例如，我的商店從一開始就講“送貨上門”。這四個字寫起來方便，那時幾乎哪家五金店的門上都有。但送起來大打折扣，什么道遠的不送、價值太小的不送。我不行，言必信，哪怕只是一盒小小的螺絲釘，只要你說急用，我立馬就派伙計給你送去。我有專職的送貨隊，先是蹬三輪，后是貨用小汽車，后來在西站那兒都排成了一支車隊，邊道牙子上立有一塊塊牌子，上面排好了按點發車的車次。不少人對我說過：“你這么送，好多連成本都收不回呀！”我說我知道，你甭管，我就是為讓他們知道我的為人，取得他們對我的信任，往后他們有了大的需求，必然也會前來找我。
再如，有一次，一位挺熟的客戶拿一把鎖來，要換。打開一看，鎖芯那兒銹了，可包裝是好的，顯然是把舊鎖換進新盒來蒙事兒。售貨員不換，倆人柜臺前矯情，一個說盒沒濕鎖怎么銹了？一個說反正我是在你這買的。我過去一看，說你小子就值一把鎖錢，沒事，給他換一把。過后售貨員不高興，我對他說，丟把鎖，是吃虧了，但若鬧個大紅臉，他以后不好意思再跟你打交道了，你損失的會是幾把鎖呀？
還有一次，下邊的一個銷售商把十幾只用瞎的燈管當作次品給退回來，進門就喊：“李師傅，這批燈管有毛病，我給你拿回來了。”我們店里的經理姓李，一看說：“下次再有這種批號的燈管別給我拿來，這型號我們從沒賣過，你弄的這是什么事啊？你自個去架子里拿去吧。”
我不信這種人下次還會再來干這種丟人的事情，但他一次就領教了我們的忠厚仁義，買東西誰不愿找信得過的商店？下次他再買東西，自然還會再來找你。
信譽這東西，是無形的財富，你不是名牌，它能讓你成為人們心目中信得過的“名牌”；你沒有資金，它能讓你有時沒錢也能辦成大事。我們就是因為擁有了信譽，所以才贏得了千千萬萬的客戶，讓我們這幫外鄉人、農村人，在天津這座商埠里扎下了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