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瘋賣傻”
瘋狂“敗”家躲一劫
但好景不長,1963年,禹城地區開始了四清運動(1963年—1966年,一開始在農村中是“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和清財物”,后期在城鄉中表現為“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實際上為“文革”的發動作了準備),李憲章做小買賣在當時屬于“投機倒把”,是重點清除對象。一天夜里,一位在鄉里工作的朋友偷偷跑來告訴他:“鄉里已經列出了清理名單,你在里面,馬上就要整你了,你快想想辦法吧。”李憲章嚇出一身冷汗,“在那個年代,如果在政治上被扣上帽子,就沒法活了。”李憲章說。
情急之下,他決定“裝瘋賣傻”,將家里值錢的東西全部廉價賣掉。100多元買回來的縫紉機,2元就處理了,引來不少人搶購。村里人紛紛笑他傻,但也就是因為這樣“裝瘋賣傻”,他幸運地躲過了一劫。
賣糧籌“資”
偷扎笤帚掙“大”錢
殷實的家底瞬間化為烏有,李憲章一家心如刀割。不過李憲章本人并未氣餒,而是想找機會再大干一場。
不久,他盯上了賣笤帚的生意。笤帚家家戶戶都需要,制作簡單成本低,并且當地政府對賣笤帚這樣的小買賣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說干就干,李憲章花了一周時間向鄰居學習扎笤帚,緊接著在自家院子里挖了個地窖,準備夜里偷偷躲進地窖扎笤帚。問題又來了----他沒錢買扎笤帚的笤帚苗。李憲章狠了狠心,想把家里的口糧賣掉。父母一聽死活都不同意。那時一家四口人一年只有400斤口糧,根本不夠吃。母親甚至跪在地上求他:“糧食是命根子,千萬不能賣啊,賣了咱一家人就沒法活了!你不過日子了?”“娘,你放心,我賣一斤粗糧準給你買回兩斤細糧來。”李憲章鐵了心,沒過兩天,他一次賣了100斤糧食,買回400斤笤帚苗。
從此,李憲章白天給生產隊干活,晚上抽空偷偷扎笤帚,接著隔三五天向隊里請一天假,悄悄地擔著一擔笤帚,走十來里路到禹城集上叫賣。他還記得第一次賣笤帚,50把笤帚一天都賣完了,拿著掙下的錢,他興沖沖地買了10斤小麥回家。母親看到糧食,氣消了一半,不過還是擔心地說:“千萬別再讓人查了。”
好的時候,李憲章一次賣近100把笤帚,少的時候也能賣一二十把,一把笤帚賣一毛五,除去成本能掙7分錢。一個月下來,他竟能掙個七八塊錢。“那時候一月掙七八塊錢,在農村可不得了啊。”李憲章說。
濟南賣貨
兩天三夜不睡覺
時間一長,李憲章不再滿足禹城的小市場,而是盯上了濟南的大市場。1965年春的一天,他擔了一擔共100把笤帚,乘火車到了濟南。中午開始在大觀園附近叫賣,晚上9點就賣光了。李憲章嘗到了甜頭,第二次去濟南擔了兩擔共300把。每擔笤帚有70多公斤,他下火車后根本沒法一次擔走,就先擔一擔走二三十步,放到地上,再回頭去擔另一擔。
笤帚多了,乘火車不方便,他就向生產隊借了個獨輪車,推上400來把笤帚,晚上10點從家里出發,走60多公里,第二天上午10點左右來到濟南。因為他往往只請一天假,所以賣一天笤帚后,他又連夜花7個多小時趕回家里。渴了喝口涼水,餓了就花1毛錢買斤地瓜吃。“有時晚上賣完貨,我就連夜趕100公里到樂陵收笤帚苗,第二天下午再趕回家。一趟下來兩天三夜不睡覺,我和別人說別人都不信,隊長聽了還說我在瞎編。”想起40多年前熱火朝天的干勁兒,李憲章唏噓不已,“多虧那時候年輕,身體好,要不可扛不住。”
主動降薪
換回“無形資產”
就在李憲章憑著超人的毅力開始二次創業時,國內政策又開始收緊。從1970年開始,李莊成立了笤帚廠,李憲章不得不停止單干,為笤帚廠跑起了業務,這一干就是14年。
當時廠里的工人每天掙3塊錢,李憲章卻主動要求降薪,每天掙9毛錢。別人都覺得不可思議,他卻有自己的如意算盤:“如果我和別人掙一樣的錢,那我的活他們也可以做,但我掙9毛錢,就沒人敢和我爭這份工作。雖然掙的錢少了,但我可以通過在外跑業務,認識更多的人,懂得更多的知識,這種‘無形資產’是很難用錢買到的。”
獲得“無形資產”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在濟南,李憲章費盡心機找到一份駐濟各單位的名錄,接著一戶戶上門去聯系業務。有一次,他來到濟南四建公司。沒等他把話說完,公司的財務科長就把他推出門外,“我們向土產公司買,用不著你的笤帚。”被拒絕后,李憲章又去了幾次,仍被拒之門外。于是,他偷偷蹲在公司大門邊,等公司一下班,他就悄悄地跟蹤這位姓劉的財物科長,到人家家里推銷業務。禁不住他的軟磨硬泡,這位科長終于同意進他的貨。靠著不懈的努力,李憲章將濟南的單位一個個拿下,最鼎盛時期,濟南年笤帚需求量60萬把,李莊笤帚廠一家就提供了40萬把,占整個濟南市場的三分之二。
丟棄耕地
創下龐大基業
上世紀80年代初,隨著改革大潮的到來,李憲章承包了李莊笤帚廠,并于1984年在濟南白馬山附近買了片廠房,做起了其他五金土產生意。生產隊分責任田時,他能分三畝地,但他卻放棄了這個權利。村支書非常不解:“現在不要地,以后想要也沒你的了,沒了地你將來靠什么活?”李憲章淡然一笑,已過不惑之年的他早打定主意,這輩子只做生意,三畝地,他早已不放在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