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派思維特別強調供給面的重要性，所以又稱為“供給面經濟學”。此一學說最早可溯源到古典經濟學，認為“生產制造”是創造經濟繁榮的最重要的因素。此學說可歸結于著名的薩伊法則，認為“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進而達成市場均衡。
此一主張到了1929年美國經濟發生大蕭條的時候就被現實給推翻，繼之而起的新經濟思潮旗舵手凱因斯轉而主張“需求會創造自己的供給”，強調利用公共投資與國家力量來創造就業以解決當時需求不足的問題。
到了197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出現“停滯性通膨”的現象。以美國為例，當時高稅率的累進稅制與國家的巨額支出就被指責為罪魁禍首，也因此醞釀出以傅利曼為核心的貨幣學派，主張以限縮政府職能與嚴格控制貨幣供給的方式來對付通貨膨脹。
貨幣學派的主張到了英國撒切爾夫人與美國里根總統主政的1980年代有了實現政策主張的舞臺，且更加入了“解除管制”、私有化與推崇市場機制等元素，形成新自由主義運動，使得供給面經濟學再度抬頭。此時的供給面經濟學主張過高的稅率不利于資本積累與投資，不但傷害了經濟繁榮，也破壞了政府稅收的能力。在里根的政策詮釋中演變成大舉對富人及企業減稅，取消資本利得稅，同時軍費支出與貿易赤字高居不下，導致龐大的雙赤字。
在所謂“里根經濟學”的背后，實際上是“供應學派”作為經濟學理論基礎。雖然當時支持“供應學派”的經濟學家并不占多數，但早在70年代，便有一些經濟學家推行“供應學派”的經濟理論，“供應學派”由美國經濟學家裘得·萬尼斯基在1975年命名。除了裘得·萬尼斯基外，羅伯特·蒙代爾和亞瑟·拉弗爾是另外兩位極力推崇“供應學派”的經濟學家，羅伯特·蒙代爾是著名加拿大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亞瑟·拉弗爾是美國經濟學家、里根政府的經濟政策顧問團成員。顧名思義，與凱恩斯傳統“需求”經濟理論相反，“供應學派”強調的是，“供應”與“需求”關系中的“供應”一邊，即“供應創造自身的需求”。
里根是演員出身。雖然在大學里學過經濟學，卻從來沒有戴上過經濟學家的桂冠。許多人猜想，里根和里根經濟學大獲成功，其背后一定是有頂級經濟學家在謀篇布局、出謀劃策。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美國至少有七、八位名震遐邇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健在，然而里根卻未曾啟用或重用其中任何一位，包括與里根經濟哲學如出一轍的貨幣主義大師米爾頓？弗里德曼教授（這位受到里根冷落的大師后來不甘寂寞，跑到北京來指導中國的經濟改革，卻大受歡迎和熱捧）。
那么，里根靠誰振興經濟？
考察一下里根的經濟團隊，其成員主要有兩部分組成：一是那些有著豐富的政府經濟工作經驗的技術官僚；二是那些曾經長期在跨國公司擔任重要職務的企業家。
出人意料，這里邊沒有一位來自于大學或科研機構的經濟學家！
這就是說，沒有一位美國大牌經濟學家是做過里根的智囊的！就連里根比較欣賞的“供給學派”，實際上也是幾位年輕人自發地搗鼓“拉弗曲線”給弄出來的。
里根上臺他的計劃的領軍幕僚是羅伯茨，傳奇人物確實拉佛和他的畫在餐布上的拉佛曲線。據說羅布次成為白宮顧問后，并沒有很快說服里根。說服里根遠比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供應學派理論要困難。羅伯茨在郁悶中遇上了同學拉佛。
阿瑟·拉弗生，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大學商學研究院教授，在尼克松政府時期曾擔任行政管理和預算局的經濟學家。也許冥冥之中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因素在起作用，當拉弗還是斯坦福大學研究生時，就預言里根會在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競選中獲勝，他的同學對此頗為懷疑，但事實證明拉弗是對的。經過拉弗的努力，拉弗成為里根的“莫逆好友”，這對日后供給學派理論成為“里根經濟學”的核心部分也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里根政府時期，他是總統經濟政策顧問委員會成員。
拉弗之所以引人注目，最主要的還是他所提出的描述稅收與稅率之間關系的曲線——“拉弗曲線”，盡管這一曲線最初是畫在華盛頓飯店餐巾紙上的，但由于其對稅收政策影響經濟的解釋更形象、更形式化，從而確立了“拉弗曲線”作為供給學派思想精髓的地位。
1974年的一天，經濟學家阿瑟·拉弗和一些著名記者及政治家坐在華盛頓的一家餐館里。他拿來一張餐巾并在上面畫了一幅類似傾斜的拋物線的圖，向在座的人說明稅率與稅收收入的關系：稅率高到一定程度，總稅收收入不僅不增長，反而開始下降。這便是著名的拉弗曲線。拉弗曲線問世二十多年來，并沒有多少國家的實踐證明拉弗的這一假設，但經濟學家們大都相信：稅收會造成社會總經濟福利的減少，過高的稅率帶給政府的很可能不是稅收增加的美好前景。美國經濟學家曼昆把稅收造成的總福利的減少稱為稅收的“無謂損失”。
拉弗曲線說明的是這樣一個問題：總是存在產生同樣收益的兩種稅率，所以減稅未必使政府稅收收益減少，于是可以通過減稅增加供給又不用擔心會減少政府收入。如果稅率為零，意味著人們可以獲得生產的全部成果，政府的收益自然就為零。這樣，政府對生產沒有妨礙作用，生產即可達到最大化。但是，由于稅率為零，政府的收益也為零，政府就不可能存在。如果稅率為100%，政府的收益仍為零，這是因為由于人們的所有勞動成果都被政府征稅，他們就不愿意再工作了。生產中斷，自然沒有什么可供100%的稅，因此，政府的收益就等于零。稅率從0—100%，稅收總額從零回歸至零。在一定的稅率之下，政府的稅收是隨稅率增加而增加的，而一旦稅率再增加而越過轉折點，政府的稅收將隨稅率進一步增加而減少。換句話說，總是存在產生同樣收益的兩種稅率，所以減稅未必使政府稅收收益減少，于是可以通過減稅增加供給又不用擔心會減少政府收入。
“拉弗曲線”所論問題非常古老，而且前人多有類似闡述。中國古典名著《管子》就說：“取民有度”，把制定適當的稅收標準作為治國安邦的根本政策。歷史巨著《史記》中司馬遷提出了“善因論”的經濟思想，他說：對于普通百姓的經濟活動，政府的政策“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即是說，國家最好的經濟政策是順應和聽任人們進行生產、貿易等經濟活動，不要橫加干預，在某些方面進行誘導和教化，鼓勵或告誡人們應該或不應該參與哪些經濟活動，必要時進行一定的調節和限制，“與民爭利”是最不好的經濟政策。他認為，農工商等經濟活動是“衣食之源”，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從事經濟活動，就擴大了衣食之源，“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如果個人的經濟活動受到了限制或阻礙，衣食之源就會萎縮，既不會利家也不會富國。這里所說的實際就是制定優惠的稅收政策，改善投資環境，吸引社會力量和外資前來投資興辦實業，以擴大稅基，增加稅源，增強政府的財力，加快經濟發展。
美國經濟學家阿瑟·拉弗（ArthurLaffer）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拉弗曲線時，認為當時美國的邊際稅率（約50%）已經超過了限度，處在曲線向下的一邊，所以他主張政府減稅。但很多其他經濟學家認為沒有證據表明美國的稅率已經達到這種極端水平，而里根對拉弗曲線有切身體會，40年代里根還是演員時，他在每年完成4部電影后便不再工作而選擇度假，因為繼續工作所得收入的絕大部分將用于交稅。當1981年里根入主白宮后，他實施了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稅。但實際情況是，美國經濟雖然增長了，但政府稅收卻下降了，這造成了里根時代的巨額財政赤字。同一時期的瑞典，邊際稅率高達80%，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其處在拉弗曲線錯誤的一邊，降低稅率可以增加瑞典政府的稅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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