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史玉柱發微薄：“劉永好、馬云、馮侖、茅永紅、鄭躍文、張征宇和我，在重慶集體研究決定：舉辦一個集體追悼會，每人給自己致悼詞。結束過去，開始未來。每活一天就凈賺24小時，珍惜每一天，充實每一天，快樂每一天。”這個微薄發出一天，已經被轉發近6000次，評論超過了三千四百多條。
自己給自己開追悼會，我之前只在電影里看過，但真正回到現實，真的有某種神秘色彩。“追悼會”的發布者對于追悼會何時召開，如何召開，以及如何突然想到這樣一個創意，回答的都很隨意，“現在還沒開呢，看找個時間開吧”，對于為什么要辦這么一個“追悼會”，史玉柱說是“一時興起”。
對于史玉柱等七君子一時興起的這個創意，筆者注意到微薄中的評論要么質疑他們作秀，要么只是好奇的調侃，但我認為，對于中國的民營企業家而言，如果真的有人有勇氣在生前給自己開追悼會，倒是一件非常有勇氣和有意義的大事。在現實中，當一個人行將就木，勢必會對自己一生的是非功過和得失進行全面客觀的總結，哪怕一個人說了一輩子的假話，騙了一輩子的自己，當人生最后的總結到來的時候，相信很多人會很客觀的思考。
基于這樣的意義，我特別想知道，當追悼會真的召開，史玉柱等人如何給自己的人生做出客觀的總結。這幾個人似乎是改革開放以來幾代民營企業家的代表，他們的人生閱歷可能不同，他們成功的過程可能各異，但有兩點他們是相同的：其一，他們都是民營企業家，見證了中國民營經濟從無到成為中國經濟半壁江山的歷史；其二，他們的人生閱歷都波瀾壯闊，對轉型體制中的酸甜苦辣無不品嘗。這樣的悼詞，不愁沒話說，而是如何將個人的激蕩人生與中國民營經濟以及民營企業家在體制中抗爭與生存的歷史完整展示出來。寫中國企業史的人很多，但如果一個企業家，能夠在自己的悼詞里，對中國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的命運和成長的得失能夠真誠地面對和總結，那無疑是對中國未來負責任的態度和莫大的貢獻。
很顯然，這個追悼會絕不如史玉柱所言，只是“一時興起”，其意義也不僅僅在于“結束過去，開始未來”，更不是“每活一天就凈賺24小時，珍惜每一天，充實每一天，快樂每一天。”民營企業家的追悼會不是個人問題，這個追悼會的意義在我看來也不在調侃層面。從1978年改革到現在，多少仁人志士沖破體制的阻礙，冒著諸多的政策風險，硬是在國有經濟的叢林里殺出一條血路。正如吳曉波在《激蕩三十年》中所言：“這些民營企業家，他們既是計劃體制的突破者，又是現行制度的違規者，不得不游離在合法與非法的灰色地帶。”這是中國民營經濟獨特的演進和生存規律，也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獨特的人生價值所在。從歷史到今天，面對無數對民營經濟基本認識的誤區，面對事實上國進民退的現實，筆者很遺憾的看到，當代的很多民營企業家，錢比第一代民營企業家要多很多，企業做的比第一代民營企業家要大很大，影響力也是第一代民營企業家望塵莫及的，但無論在史玉柱，還是馬云，以及馮侖等人身上，除了成功這個耀眼的招牌之外，似乎總是缺少某種東西，缺少某種內涵或者震撼人心的力量。我經常在思考，這種缺乏感染力的力量究竟是什么，難道僅僅是人格魅力嗎？在我看來，很顯然這不是我要的答案。當代的很多民營企業家，對于黃光裕無需多言，在網絡時代成長起來的很多新貴，包括李彥宏、李國慶、馬云、史玉柱，不能說他們給這個社會沒有做出巨大的貢獻，但他們除了企業的成功之外，在某些方面，也飽受諸多的爭議，而他們又是未來中國民營企業的樣本和學習的榜樣，在自己的悼詞里，這些人能問心無愧的承擔起榜樣和時代引領者的責任嗎？
吳曉波在《激動三十年》中還說，未來當人們回望這個時代的時候會說：“這激蕩的30年是一個多么世俗的年代，人人以物質追求為目標，道德底線被輕易穿越，心靈焦慮無處不在，身份認同被時時顛覆。所有的財富故事都曖昧不明，很多企業家前途叵測”。這是一個怎樣的時代，身處當代的民營企業家有必要做自我反思，更有責任做自我反思。史玉柱等人為什么會有自己給自己開追悼會的念頭？我希望是一代人在靈魂深處的自我救贖，更希望是自己給自己壓在肩上的歷史責任。不管悼詞里說什么，有這種想法，本身就是一種反思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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