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農業部的800套限價房，位于北京朝陽區東壩地區的朝陽新城正在成為輿論的旋渦，但是，當記者來到現場時，朝陽新城的辦公人員卻平靜地告訴記者，論公務員購買限價房，朝陽新城的800套，并不算多。
這位工作人員的指向，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區西三旗限價房的項目，他指稱，在這個限價房項目中，有超過一半的房源，被政府及其下屬事業單位的人員購買，而西三旗限價房的總規劃套數，為4000多套。
經記者調查，目前西三旗限價房已經部分入住，李梅（化名）和她在中科院工作的丈夫，兩個月之前剛剛完成了入住手續，這套限價房，是以他丈夫的名義申請并購買。李梅向記者證實，她的鄰居，除了中科院的“同事”之外，都是來自大學教育系統和其他國家部門。
作為稀缺資源的限價商品房，向來都需要搖號產生幸運的購買者，而在大量人員申請的背景下，政府公職人員為何如此集中地出現在同一限價房的項目當中，緣由何來？這其中雖有技術操作之虞，但制度之因亦難以忽視。
限價還是限人
“也就是網上先曝出了朝陽新城和農業部的消息，你查查看北京的兩限房項目里哪個不是大范圍的出售給公職人員，朝陽新城算是賣得少的。”該不愿透露姓名的辦公人員對記者說，“政府形象工程西三旗兩限房項目有一半的房子是賣給公職人員的。”
記者查看西三旗的項目規劃，總體的住房套數為4000余套。
李梅告訴記者，她的丈夫所供職的中科院某研究所，在西三旗限價房項目中，有不到10戶申請成功并被搖號搖出，最終入住，而該院其他研究所的亦存在入住西三旗限價房的情況，但數目不詳。
記者就此信息向西三旗兩限房的開發商住總房地產開發公司求證，截至發稿前相關人員未予回復，只是強調兩限房的出售不是開發商的權限。
按照北京市政府規定，限價商品房由開發商購買土地進行開發及興建，由區縣住房保障管理部門負責統一審核并組織搖號。
記者了解到，中國科學院在兩年前，曾組織下轄各院所的員工，向北京市相關住房保障管理部門進行了統一申請，不過與此前被曝出“團訂”限價房的朝陽新城不同，中科院最終的房源沒有統一在某一個或某幾個樓棟，而是散見于多個樓棟當中。
據李梅反映，與她丈夫一起被組織申請限價商品房的同批次中科院員工，基本都成功地通過了搖號，并最終入住西三旗限價房項目。
“其實中科院的團購就是類似于給員工服務，因為兩限房的購買流程很復雜，員工戶口所在的街道辦也要有兩次公示，中科院集中幫員工跟街道辦打交道并辦理一些手續，”李梅說，單是在搖號之中，是否有優先，她表示并不知情。
道德風險何來
根據北京市政府規定，3人及以下家庭年收入8.8萬元以下，人均住房面積15平方米以下，家庭總資產75萬元以下均可購買限價房。
“沒有政策規定公職人員不允許購買限價房，只要符合限價房的購買要求，任何人都可以申請，再說每個人都是經過兩輪公示的，資格審查的標準也不會根據申請人的工作單位不同而有所改變。”在回答關于西三旗限價房的公務員“團購”問題時，海淀區住房保障辦公室的一位相關負責人向記者表示。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盡管條件符合，但公務員為何能夠通過搖號如此集中地在某一個限價房項目中中簽，卻是個微妙的問題。
那么，公務員購買限價房，何以在輿論層面陷入如此道德困境，一切恐怕還要從2008年說起。
2008年，中國樓市由于此前兩年的集中調控與正在行進中的國際金融危機而腹背受敵，陷入深度調整。于是，一個尷尬的局面顯現出來，即同區域的商品房在打折、降價與優惠之后，售價或與限價房持平，甚至某些商品房項目還低于同地段的限價商品房。
“當時，北京市政府在一次專題工作會議上提到，鼓勵公務員和教師購買限價商品房，當時的一個前提是，在房地產市場調整的背景下，擴大限價商品房的覆蓋面，實際上也有一定解決限價房滯銷的問題。”2008年底參與北京市政府專題會的一位官員告訴記者。
由此，北京市政府為此設置了前提，即公務員定向購買限價商品房需要以“社會上申請保障房、限價房的市民都得到了基本配售”為條件，而截至2008年底時，北京彼時已經完成了4萬套社會人群申請限價房的配售工作，隨即以此為條件，公務員定向經濟適用房的配售工作方才開始。
實際上，無論是中科院、高校教師在西三旗限價房項目上的入住，還是農業部在朝陽新城項目上的“集體入住”，幾乎都是在如是的背景之下進行的，顯然，在2008年底之時，調整中的樓市或許沒有人預料到2010年以來的快速上漲。
高房價的回歸，讓這一矛盾再次顯性開來。
補缺的特權房
經“地產大炮”任志強的披露，這種矛盾的對立程度，再一次性地展現在公眾面前——北京2005至2009年政府公布的商品房住宅建設用地計劃供給指標為7130公頃，政府工作報告中100%完成了土地供應量，實際上商品房住宅用地(招拍掛)完成2394公頃，其余4736公頃則是享受經濟適用住房政策的用地，由特定單位使用，面積大約是公開出售的商品房住宅用地面積的一倍。
《中國經營報》記者試圖通過北京市國土局得到對任志強說法的回應，但卻最終未果——北京市國土局對此一直保持緘默。
然而，現實的情況，恐怕遠不止任志強披露的這組數據簡單，“現在解決比較好的，是中直機關公務員的定向經濟適用房，有完整的部委之間的輪候制度，即根據北京市確定供地計劃中預留給中直機關經濟適用房的用地，比照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的住房需求，可以很好地通過輪候來解決，即今年你這個部委購買，明年就是其他的部委購買。”某部委房產物業管理的負責人告訴記者。
除此之外，各部委還可以通過自有土地建設定向給本部委的經濟適用房，原則上這部分供應量將不納入北京市的供地計劃進行體現。
“但是，經濟適用房的供地量還是受到限制的，因為北京市自己的需求也很大，因此，中直機關公務員的住房問題解決起來就不可能不存在缺口，這部分剩下的所謂缺口，實際上就是通過各種渠道解決，定向購買限價房，因為人群的收入標準是符合的，所以這就是其中的主要手段之一，但各部委有各部委自己的方式，這也沒有統一規定。”前述部委房產物業管理的負責人告訴記者。
市場向權力的“讓渡”，在這一刻，自然造就了在制度層面的不平衡與矛盾所在。
限價房“丑聞”過往
山西忻州限價房
淪為公務員謀利工具
山西忻州首例限價房項目“世紀花苑”成為當地干部福利房，“市直機關正處級及以下干部一人一套”。記者調查發現，這些福利房被公務員大肆高價倒賣，總體牟利至少5000多萬元。
該項目一期工程總投資6.7億元，占地160.9畝，總建筑面積26.63萬平方米，建筑密度16.59%，綠化率37.69%。小區建設18棟11至23層板式住宅樓，容納住戶1600戶，面積最小94平方米，最大144平方米。住宅樓主體工程已完工，2010年8月底交房。
農業部團購800套限價房
位于北京東壩地區的限價商品房朝陽新城被曝出農業部集體分配800套的新聞,單位分給他們的限價房是去年上半年就確定的事，價格是每平方米6000多元，而當時周邊的普通商品房價格大約為每平方米8000元，而當下的周邊房價翻了接近一番。
按照原計劃，4月15日~16日、20日~21日，農業部購房職工被安排在“機關綜合樓4層大會議室”和“北區農牧樓（麥子店20號樓）7層農技中心大會議室”簽訂購房合同，并收取房款,但隨后被取消，原因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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