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根據您的經驗，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在申請政府基金須注意哪些問題？
董云庭：其實，很多政府基金都是用于支持中小企業的，但實際上得到基金支持的多數是大企業，原因是不少中小企業還沒搞清楚申請基金的途徑。我的建議是：凡是有研發能力的中小企業，如果想獲得政府政策性基金的支持，第一，摸清楚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到底有多少種基金企業可以去申請，比如申請商務部基金的企業必須是出口企業，如果沒有出口，是不可以申請的。第二，確定你的企業能夠申報項目的基金。第三，確認是否符合申報項目的必要條件。比如，申報信息產業部“電子信息產業發展基金”的必要條件就有這么幾個：一是企業注冊資本金必須超過200萬元；二是申請100萬元基金，項目承擔單位的配套資金必須超過100萬元，這一條件在發改委、財政部的基金申請中也都是必要的；三是企業注冊時間必須超過2年，所有基金申請都要求提供經審計的財務報表，因為這可以比較真實地反映企業經營狀況和財務狀況。除了這三個必要條件外，還要考慮項目科技成果的技術含量，有沒有產業化的前景，產業化后能否將投資收回，因為政府關心的是投資之后是否最終能產生相應的經濟效益，能否向國家繳稅。第四，所有基金申請都有項目指南，申報項目必須符合指南的要求。
記者：那么，如何核定申請企業的配套資金呢？這些基金指南每年會不會有變化？
董云庭：現在申請政府性基金采取的最簡單的考核辦法是，如果你申請200萬元的資金，你的凈資產必須超過200萬元，這是最基本的要求，實際上一般要求流動凈資產超過200萬元。
基金指南每年都會有變化，這些變化是根據產業發展過程中近期需要解決的關鍵技術進行有針對性的調整，通常著重于解決共性應用技術問題。
記者：政府性基金項目評審中，有沒有營私舞弊的問題？防范措施是怎樣的？
董云庭：據我所知，現在絕大部分政府基金，原則上都是按照專家組的評審結果(通常采用打分的辦法)來確定是否給項目申報企業予以支持，按照基金的總量，確定可以支持的項目總數，然后劃定一條分數線，統籌安排。應當說，政府部門的人為調節因素已經越來越少。專家組一般由9～10人組成，包括技術專家、財務專家、經濟專家、市場專家等，技術專家最多。有足夠的專家人數可以防止評審過程中企業私下做工作。另外，為了防止舞弊行為，每年評審專家組成員都會輪換1/2到2/3，也就是說每年專家組都會輪換。除此之外，項目評審過程中采取的另一個防范措施是評審前不讓評審專家知道評審對象究竟是誰。比如說有三個專家組，上午答辯評審的時候原本是在第一組的，但到下午答辯評審的時候，可能整體變成第三組了，和原來第一組的評審對象沒有關系了。這樣做的目的就是防止作弊。應當說，現在政府基金制定的評審程序和規則越來越規范，評審過程也越來越嚴格，相關措施也越來越到位。
中國現在最需要的是創業投資
記者：上次您在2006ZPARK國際融資論壇上講過，中國現在最需要的是創業投資。而現實是中國作為全球經濟發展最快的市場之一，2006年已經吸引了近12億美元的風險投資，而在投資領域中IT仍是風險投資青睞的產業。境外的風險投資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如此之活躍，為什么我們的風險投資或者說創業投資卻如此萎靡不振？
董云庭：我認為中國現在最需要的是創業投資。就電子信息產業而言，國際上許多大品牌都是靠創業投資支撐起來的，像IBM、惠普、微軟、蘋果電腦、英特爾、思科等都是靠風險投資快速成長和發展起來的。創業投資1985年開始引入我國，歷經20年的發展，中國創業投資尚未從整體上實現突破。據發改委統計，目前全國有400多家創業投資公司，資本金約為600億元，由于國內尚未出臺規范的創業投資法律法規，真正用于創業投資的資金不足總量的1/3。1998年，創業投資曾風靡了一段時間，但從那時候到2006年11月，經歷了8年時間，我國風險投資總額尚未超過12億美元，而我國的電子信息產業(還不算電信產業)規模2006年已達到6000億美元，相比之下，我國創業投資實在是太落后了！
記者：有國際財務專家分析，資本退出機制的缺乏已經成為中國投資行業的發展瓶頸。此外，中國還缺乏一套全面的關于創業投資架構的法律體系與合適的稅務基礎設施。知識產權得不到充分保護，高新技術產業化機制也亟待完善。您怎么看？
董云庭：創業風險投資也有一個體制問題。兩稅并軌的新稅法中專門提到創業投資的所得稅優惠問題，其中之一是對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實行15%的優惠稅率，擴大對創業投資等企業的稅收優惠以及企業投資于環境保護、節能節水、安全生產等方面的稅收優惠，但是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實際性問題。為什么我國的創業投資發展不起來？稅制不合理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美國和歐洲，創業投資或者風險投資資金都是由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由基金管理公司再委托創業投資公司，創投公司實行合伙人制，它是一個非法人機構，就像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不用自己繳稅，它投了10個項目，如果賺了兩個，賠了8個的話，不會像我們這樣，賺了就得交企業所得稅，虧損則不管，他們實行的是捆綁計稅，按這10個項目的總利潤去繳稅。而我國實行的單個投資項目計稅，給創業投資帶來的風險就很大，那誰會干呢？所以說，我們的稅收政策以及相應的會計制度是有問題的。我們提了好幾次了，但還沒解決，據說國家發改委很快要出臺一個創業投資法規來解決相應問題。我認為，既然中共中央十六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加快提升企業自主創新的能力，把自主創新作為基本國策，那這個創業投資問題就應該解決。
創業投資對自主創新的作用不可低估。就拿美國來說，美國的IT產業十幾年來能保持全球領先地位的原因就是基于此。第一，它吸引了全球最優秀的人才。第二，高度重視創新和創新環境，像微軟中國研究院投入8000萬美元搞研發，在3年之內并不給研發人員安排具體任務，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這樣就可以把研發人員最具活力的創新思想發揮出來。而我國幾乎所有的項目都是框定時間、內容和要求的，研究人員就圍繞著限定的目標轉，實際上是限制了創新。第三，風險投資在創新和產業化過程中的孵化器作用。第四，高技術產業化。因此，人才、創新、創業投資和產業化是美國IT產業始終保持全球領先地位的基本動力。
記者：面對中國缺少創業投資的問題，政府應該做些什么？
董云庭：首先應加強法律法規體系建設，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同時應該加快融資機制改革，發展創業(風險)投資基金，試行創業投資信托制度，倡導有限合伙制，為創新型企業提供良好的融資環境。政府還要不斷完善和規范資本市場，建立多元化退出機制，建立創業投資和資本市場的聯動機制，將中小企業板、科技板等作為創業投資的主要退出渠道。與此同時，政府要調整創業投資的會計制度和稅收政策，促進創投產業加快發展。
政府基金應該重點解決什么問題
記者：政府性基金實際上主要起一個引導作用，既然如此，您認為政府性基金應該重點解決什么問題？
董云庭：我認為政府的各種基金應該解決這樣三個問題：第一，基金項目要向企業傾斜，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創新的主體。而我們現在的做法與西方工業化國家恰好相反，我們政府性基金的80%給了科研院所和教育部所屬的高等院校，企業得到的不足15%。而西方工業化國家的政府基金主要資助對象是企業，研究機構可以向企業申請資金。這樣做才能有效促進產學研聯合。學校也好，研究院所也好，因為它所做的研究成果都是單項的，企業要把它變成產品的話，還必須要有一個系統的解決方案，實際上企業要的東西，研究院所做不出來。而研究院研究出來的東西，企業一時半會兒又用不上。這個矛盾比較大，所以我認為，應該是向有資金實力和開發能力的企業提供資金支持，研究院所向企業尋求研發合作。因此，必須把國家科技撥款主要對象轉向企業。中小企業應該是自主創新中最活躍的一部分，所以必須予以支持。
第二，國家科技項目要更多地體現企業重大科技要求。比如說，從所有基金當中拿出30%～50%來重點解決產業發展中亟需解決的關鍵性、前沿性和共性技術研發。因為靠幾百萬元沒有用，必須拿出幾千萬甚至幾個億的資金來解決關鍵性技術問題，這樣才能有效地拉動產業的發展。因為關鍵性技術問題一旦解決，勢必帶動上下游一大批企業的技術水平的提高和發展。比如說，我們與其每年花800多億美元去進口芯片，為什么不自己建一條線？自己建一條線也就是20億美元。目前政府基金解決的技術問題還談不上是主干問題，大多是些枝節的問題，所以從基金安排上還要做一下調整。要避免低層次低水平的重復開發。有一點要強調，研究開發有這么幾個特點：投入高，周期長，風險大，但只有高投入高風險的研究開發項目，最后才能有高收益。
第三，重點向研發型企業投資，發達國家對研發型企業有明確規定，研究開發的投入占銷售收入的比例在9%以上。我們現在的講法是創新型企業，我提出一個觀點，按照中國國情， 6%比較合適，同時還要加一條，就是銷售利潤率也必須達到6%，因為光有研發沒有經濟效益也不行。在我國現有體制環境下，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的比例往往有水分，但是利潤涉及繳納所得稅，所以一般不會有水分。向研發型企業投資應該是基金支持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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