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勞動力供給和人力資本積累的角度看第二次人口紅利
《中國企業報》：在中國飛速發展的30多年中，“人口紅利”起了不可否認的巨大作用。而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確認了中國已經越過劉易斯拐點（勞動力由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同時，中國勞動人口存量將于2015年前后開始下降，人口紅利窗口期將關閉。您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還能持續多久？
蔡昉：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實現的高速經濟增長，同樣有人口因素的作用，即由于在改革期間，人口政策、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遷共同推動了人口轉變過程，人口結構呈現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多、增速快和比重大的特點，形成有利的人口結構或者說潛在的人口紅利。
這種潛在的人口紅利，在市場經濟制度環境下，通過二元經濟式的發展過程，參與經濟全球化而得以實現。研究表明，中國總撫養比每降低1個百分點，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提高0.115個百分點。1982年至2000年期間，總撫養比下降推動人均GDP增長速度上升2.3個百分點，大約對同期人均GDP增長貢獻了1／4左右。
既然人口紅利的源泉是人口轉變特定階段產生的年齡結構優勢，隨著人口轉變階段的變化，這個人口年齡結構自然會發生變化，即從勞動年齡人口占優勢的人口結構，轉變為年老型的人口結構。事實上，15歲至64歲勞動年齡人口從20世紀60年代的高速增長，進入到90年代的相對緩慢增長，并預計在2015年前后停止增長。與此同時，65歲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在2000年已經接近7％，并預計在2015年達到9.6％。相應的，人口撫養比屆時抵達由下降到上升的轉折點。
如果遵循以往關于人口紅利的定義（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長、比重不斷提高從而保證勞動力充分供給和高儲蓄率）以及相應的估算人口紅利的人口撫養比，則上述轉折點的接近和抵達則意味著人口紅利的減弱乃至消失。但是，也有文獻指出，在人口結構趨于老齡化的情況下，個人和家庭的未雨綢繆可以產生一個新的儲蓄動機，形成一個新的儲蓄來源，其在國內、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投資還可以獲得收益。這被有些學者稱為區別于前述意義上人口紅利的“第二次人口紅利”。
《中國企業報》：即使中國的人口紅利不如以前，但相比老齡化嚴重的歐洲等發達國家，也還是有人口優勢的，這會轉化為勞動力優勢嗎？
蔡昉：由于中國地域廣闊，地區之間在發展水平和資源稟賦上存在巨大差異，世界經濟歷史上發生過的國家之間產業轉移模式，即所謂“雁陣模式”，完全可以成為國內產業轉移的路徑。即通過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的轉移，更加充分地利用現有勞動力，延長第一次人口紅利。
而且，勞動力供給中是包含著人力資本因素的。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仍然可以通過勞動力市場制度的安排，擴大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從而保持勞動力供給的充裕。此外，在深化教育的前提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并非要對人力資本積累產生負面影響。相反，人口結構變化還創造了一些新的條件有利于擴大和深化教育，這可以被看做是從人力資本方面創造經濟增長新源泉的第二次人口紅利。
中國人口撫養比下降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但只有改革開放才創造了利用第一次人口紅利的條件。而按照定義來看，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條件要求更高，涉及到教育制度、就業制度、戶籍制度和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
《中國企業報》：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中國內陸地區當初的高出生率正由劣勢轉變為優勢，青壯年勞動力占當地人口比明顯上升，人口紅利仍處于釋放期，更多企業也將搬遷到內地區域以追尋尚存的人口紅利，給當地創造就業崗位、推動消費，有助于增強當地未來經濟增長潛力。您認為呢？
蔡昉：總體而言，這個報道來得太遲了，說的是20年前的道理。不過，我們的確可以在中西部繼續這個過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在東部地區逐漸喪失的同時，可以通過向中西部地區轉移，而在一定時期內得到延續。因為我們國家大，在一個地區出現了勞動力成本提高的情況，其他地區可能還會在一定的時間內保持勞動力低廉。
在東部地區勞動力和土地成本提高的情況下，中西部地區仍然有較大的潛力，這為廣大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帶來了后發優勢。
雖然統計局數據顯示，目前，中、東、西三類地區之間工資水平相差不多，但是在沿海地區這個工資水平人家不去了，天天要談判提高工資，而在中西部還有足夠的吸引力。因此，通過產業轉移可以延長我們的比較優勢。
此外，中國到目前為止，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其中更多是資源重新配置效率，而不是微觀的技術效率。如果我們形成這個雁陣模型，就可以繼續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
為此，改善中西部地區的投資環境十分重要。目前，在區域發展戰略的實施中，中西部地區資本密集程度迅速提高的趨勢值得警惕。2000—2007年期間，東部地區制造業的資本勞動比年平均增長率為4.2%，而中部和西部地區分別為9.2%和8.1%。在2007年，中部和西部地區的資本勞動比，已經分別比東部地區高20.1%和25.9%。
企業可通過深化教育提高勞動生產率
《中國企業報》：如果未來中國的人口紅利慢慢下降，企業在人口紅利消失之時，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蔡昉：一個國家或地區產品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力，并非完全取決于工資水平，還取決于勞動生產率水平。具體來說，應該從工資和勞動生產率結合的指標上來認識，即相對工資水平與相對勞動生產率水平之比———“單位勞動成本”。即使工資率已經開始提高，只要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更快，該指標就仍然可以維持在較低的水平上，從而意味著產業比較優勢和競爭力得以保持。
理論和經驗都表明，教育水平的整體改善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主要源泉。一項計量分析表明，在制造業，職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勞動生產率就會上升17%。如果企業職工全部由初中以下學歷的職工構成改善為全部是高中學歷職工的話，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將提高24%，如果進一步改善為全部是大專學歷的話，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可以再提高66%。
在改革開放的30年中，中國教育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在義務教育基本實現普及的同時，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也有長足的發展。但是，中國教育發展程度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而國內在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教育發展差距也是巨大的。例如，發達國家的在學率一般在18歲以前都基本保持在100%，與此相比，中國在學率水平從12歲就開始陡然下降。觀察城鄉之間的教育水平差異時，也可以看到幾乎相同的變化軌跡。
這一方面固然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制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是今后通過深化教育達到提高勞動生產率目的的巨大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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