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較有影響的雜志在一篇專欄文章《中國為什么出不了偉大的企業家》中，作者自問自答的結論是：“企業家的理念和價值觀與‘偉大’二字有些距離”。這固然有道理，然而如果把理念和價值觀理解為一種目標口號或者辭藻，中國企業家早已“偉大”到頂峰，甚至可以把洋人甩到后面。倒是一千三百多年前魏征一語中的：“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即理念和價值觀口是心非。似乎這才是中國出不了偉大的企業家的一個癥結所在。
“是非相亂”難出偉大企業家
貞觀十一年，唐太宗的重要輔臣魏徵在《諫太宗十思疏》中叩問：“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此意與我們今天所問中國“為什么出不了大師級的人物”，“為什么出不了偉大的企業家”是一樣的。不過，魏徵的叩問更為犀利，其邏輯是，出不了“忠良”，與“不肖難退”相輔相成。“不肖”雖然不都是貪贓枉法之徒，但在今天看來，肯定是在缺乏偉大企業家的企業家隊伍中魚龍混雜。
魏征在回答這一問題時，對口是心非做出了進一步的解釋：“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這里面有兩層意思，在第一層意思里，所謂的言，就是要“進忠良，退不肖”的意思表示，作為培養和任用高層次人才的表態，這是沒有問題的，即為“是”；所謂的行，就是實際上不是那么回事，則為“非”。第二層意思則揭示了口是心非的實質：口頭上表達的可能是言不由衷，迫于“出乎公道”的輿論壓力不能沒有這樣的表態；實際上并沒有當真，已經自覺或不自覺的走上了邪路。作為一方諸侯，表面上要行公道，實際上行為不端，在其治下總是存在不足為人稱道的地方，直至是非不分，人妖顛倒，難以成為人們的楷模，自然不配稱什么偉大。
從今天的語境看，這涉及到頂層設計，正如有關專家所指出的那樣，“我們今天的這種環境（自然是體制）還沒有到出偉大企業家的時候”。其實，這也不完全歸責于體制或者制度，應當在相應的體制或者制度出臺之后，看倡導者是否有踐行的“精誠”。體制或者制度無論怎樣縝密和詳盡，都不可能自然產生應有的效果，也不可能窮盡所有的情況；如果主導者沒有踐行的“精誠”，體制或者制度就會被空置，人們不難找出鉆空子的對策。魏征的可貴之處就是向頂層設計的設計者問責：“進忠良，退不肖”的要求，你唐太宗說了千百遍了，可就是沒有像樣的行動。“背公道而遠忠良，則雖夙夜不怠，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看起來很努力，實際上很難達到理想的管理境界。
所謂偉大出于平凡。有作為的企業家沒有不想成就一番偉大事業的，之所以難以進入偉大的境界，往往是因為不能專注于平凡，缺乏做實業的耐力。這又與經不住各種“捷徑”的誘惑有關，導致潛規則盛行。潛規則盛行就是說一套做一套，實際做的那一套像一塊臭豆腐，聞起來臭吃起來香，在急功近利中大行其道。當然，由于頂層設計存在一定的問題，不能推斷企業家是潛規則的始作俑者，他們一開始為了賺錢或者生存，不得不屈從潛規則。然而一旦從潛規則中嘗到甜頭，似乎不需要艱苦的努力就能快速致富，就很容易從屈從到迎合潛規則，把潛規則當成趙公元帥。企業大廈通過潛規則建立起來，在新的競爭態勢中難以招架，就離不開潛規則的支撐，往往為了保住既得利益“涉乎邪徑”而不能自拔。
轉型是對正當管理的回歸
如果說此前中國沒有涌現出偉大的企業家，與經濟發展或者商業模式缺乏可持續性有關，那么為解決可持續性而要實現的轉型，同時也是對偉大企業家精神的重塑。這涉及到對轉型的正確理解，轉型并非完全是市場的轉移，而是對原有市場秩序的厘清，需要校正理念和價值觀“是非相亂”的偽相，倒逼企業家擺脫潛規則，回歸經營管理的本真。相對于潛規則中不正當管理盛行而言，轉型就是回歸，是對正當管理的回歸。
正當管理在這里可以理解為出乎公道的管理，正當主要針對的是合理合法的賺錢或者贏利，以及合理合法的贏利對資源的使用或者消耗。它既體現了企業家崇高的追求，又是應當堅守的底線，否則就是在進行不正當管理。一般情況下，企業家堅持正當管理應當是不言而喻的，關鍵在于，當堅持正當管理一時難以突破成長瓶頸，而企業又急于謀發展，兩者只能選其一時，企業家的心理天平就會向后者傾斜，不惜以犧牲正當管理為代價。反過來說，向正當管理的回歸需要向一度不加區分的負面績效說“NO”。負面績效往往伴隨著程度不同的不正當行為，起初屬于個別的局部的問題；當負面績效被拿來作為構成業績的組成部分時，個別的局部的不正當性就成了全局的問題，企業家即使沒有親為，也要為其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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