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新東方的商業模式是不是現在也在調整?
俞敏洪:培訓人群改變了,商業模式就得跟著變。如今中國主體出國人群是中學生,而且美國給中國學生的全額獎學金越來越少了。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好的時候,他們給中國留學生的獎學金一年有三四萬人,現在中國人去念博士拿到全額獎學金的,一年5000人都不到,去讀碩士大部分都是自費。美國人也發現,中國人現在很有錢,是不需要給獎學金的。所以,窮人在中國和美國上好大學的機會被同時減少了。人群改變的一個結果是,普通家庭的孩子留學機會少了。教育不均衡不僅體現在國內,而且在國際留學上也深刻體現出來了,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
南方周末:你是否注意到,中國當下的社會階層區分已經越來越明顯。
俞敏洪:它是自然被區分出來,而不是故意的。其中有中國體制的問題,政府官員的權力比較大,其子女比較容易享受到優質教育的機會。在全國范圍內,鄉長以上的干部子女基本上都能上當地最好的幼兒園、小學、中學讀書,然后基本能保證上中上游的大學。現在出國的人群中有錢人占到了95%,剩下的5%是去讀博士的,這些人確實成績很好。
南方周末:這對新東方的生源有什么影響?
俞敏洪:沒有影響。無論窮人富人,在考試上都是一視同仁的,這對我們只有好處。我本人特別喜歡大班名師的授課模式,像1000人同時上課,學生來大班上課是帶有學習自覺性的,不是被強迫的。但現在,新東方的教學模式基本上都是小班了,原因是人群從大學生轉向中學生,中學生的自覺性不強。以一個100人的班為例,頂多有20個學生有學習自覺性,學習一半是被父母決定的。父母更傾向于選擇20人或更少人的班,于是學費就大幅度提高,而許多家長們不在意錢,所以一對一業務就大幅出現。
我現在對新東方的老師說:當初我們是火上澆油,學生已經有火了,我們澆把油,學生學習更積極;現在你們最重要的任務,是把淋濕的柴烘干并點燃。如果你不點燃學生內心對于自己想要追求前途的熱情,教學水平再高也沒有用。現在大部分孩子出國,不是因為要努力上一個好大學,而是出國比在國內更加自由,他對上學的概念是模糊的。
中國孩子到美國一般會有一年的動蕩期,主要是他們上課聽不懂,心情不安寧,不熟悉當地文化。此外,他們和美國學生交流也有難度。不過,一年以后就基本好了,這主要有幾個原因,第一,他們發現美國大學的教學對他們更有吸引力;第二,美國的教學理念和方式給他們帶來新奇感;第三,他們在美國參加學生活動,看到人家的學生學習非常認真時,他們不可能不認真。中國學生有一個底線,就是如果被學校開除了,是沒有面子的,所以至少保持在底線之上。然后,他們就慢慢接受了美國的教學方式,進入了學習狀態。
我覺得這點是美國大學比中國大學強很多的地方。如果追根溯源的話,就是我們從小到大給學生灌輸什么價值理念,以及公民素質的問題。這些東西我們不能深刻討論,一討論就涉及意識形態問題了。當一只鳥在籠子里關太久,你把籠子拿掉,它也不會飛了。就像中國孩子到了美國,應該是非常快就會有創新能力,但是事實上要很久,因為思維模式的改變就像換了個人似的。
“從社會責任層面想問題, 有時會比較絕望”
更多時候,我還是把自己當做商人來看待。
南方周末:新東方有沒有刻意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
俞敏洪:這個事情我不能深入思考,否則新東方要關門了。因為新東方并不是一個教育理念實踐的場地,只是一個商業性的教育機構,所以我就把事情想得淺一點。如果從哲學層面、社會責任層面想問題,有時候會比較絕望。我本人的價值理念,是想幫助社會底層的人成長起來,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樣成長起來的。所以新東方每年才會通過團中央“自強之星”的活動,對兩三千貧困大學生進行學費的支持,因為有錢人不需要我的這種支持。
新東方的現狀是,90%以上的客戶都是相對比較有錢的。之所以我把新東方興高采烈地做下去,有幾個要素,第一,一個社會是需要大面積的培訓,不管來自什么家庭都一視同仁;第二,一個社會是需要精英的,進入新東方的人部分是來自精英階層,我把這些人界定為到了一定狀態的政府官員、企業家和知識分子;第三,新東方掙錢后,對于社會底層的教育服務是有益的。
2013年下半年,我們就實施一個計劃,新東方各地的培訓學校每年必須完成一定量的當地小學生、中學生和大學生貧困家庭的培訓,比如一個30個人的班只招到25個人,多出5個人并不會給新東方帶來太多成本,就要求當地新東方學校、相關學校團委或者農民子弟學校進行合作,把5個空座位免費給貧困家庭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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