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重慶日報》報道，在“構建和諧重慶與民營企業家的責任”為主題的第六屆重慶民營企業家年會上，重慶市委書記汪洋指出，創業初期的“不規范”既是其與生俱來的“胎記”，也正是其生機勃勃的活力所在。民營企業在創業和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失誤甚至失敗。各級黨委、政府一定要把民營經濟的發展放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客觀看待、正確對待，給予最大程度的寬容和理解，堅持先發展后規范，努力營造一種容忍失敗、鼓勵探索的寬松環境，保護創業激情，激發創造活力。筆者認為，這種寬容有經濟深意。
第一，是對和諧政商關系的倡導。非國有經濟作為重要經濟結構，“已創造了中國GDP總量半壁江山；創造了非農產業80%的新增就業崗位；提供了全國1／5的稅收”。如果說國有經濟是大象經濟，非公有經濟就是小狗經濟。沒有小狗經濟的崢嶸，大象經濟就很難突飛猛進。所以，政府理所當然為他們在準入環境、融資環境和行政環境方面提供政策救助、經濟幫扶以及人力資源輸送。可不少地方政府常將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當作隨意調遣的“經濟小卒”和行政附庸，以“企業教父”的面孔出現，迫使企業在政府面前始終是低人一等、缺乏足夠尊嚴和自主經營權。
為此，北京大學教授楊鳳春指出：“即使是在民營企業發展的早期階段，政府的扶植、保護、介入，形成了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市場主導特色，政府、企業過度滲透，雖然有助于企業在政府權威下的庇護下短時間內取得‘超市場’效應，但也帶來了諸如官商勾結等弊端。形成企業家對企業角色的背叛，機會主義心態泛濫”。“會導致企業邏輯的混亂和企業家精神的解體”。據報道，名目繁多、居高不下的各項收費、攤派和公關招待費用，使企業不堪重負。柳傳志多年前也說過，“他把70%的時間用在了企業的外部環境上”。( 2006年第9期《商界》)政商關系可見一斑。
重慶市的“寬容民企不規范”，無疑是對政府服務職能的重新梳理和規范，將行政管理的臉色難看變成了和顏悅色，將“行政攔路虎”變成了助力器，將違規必糾變成了理性引導，將變相控制、設置阻礙變成了出謀劃策。政府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淡化官本位，強化商本位；弱化高人一等，強化政商平等，營造親商型軟環境。這種政府表態將有效改善提升當地政府部門的服務意識，“加快轉變觀念、轉變職能、轉變作風，克服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增強服務意識，把服務市場主體、服務民營企業作為自己的基本職責”，營造和諧的政商關系。
第二，是對社會觀念的扭偏。民企也應得到尊重，可國人的傳統觀念是“慈不掌兵，義不經商”、 “餓死不經商，屈死不告狀”，對民企多有、輕視歧視色彩，“小商販”“個體戶”，南方人還叫“走鬼”。為了證明自己的價值，民企只得向社會傳統痼疾叫板，有意無意將營利、追逐利潤當作經濟終極目標，而寧愿將道德堅守、社會規則、政策法規和人格尊嚴等非物質成分當作虛無。
重慶市用平起平坐的尊重眼光審視這種市場經濟的新產物，提升對民企的社會認同，帶動整個社會對樹立對企業家社會角色的重新認識和精神尊重，而不是用勢利眼光苛責他們。這對于提升民企的社會角色成就感利莫大焉，有利于強化社會責任感，化解“原罪動機”，減少創業不規范。
第三，是對激情創業的善待。創業意味著風險，闖蕩意味著失誤，沒有經驗和現成模式，“摸著石頭過河”難免會有過錯。如果因為有過錯就對民企采取行政束縛和管制，會極大制約創業積極性，制約民企發展的主觀能動性動力，創業舉措和雄才大略往往胎死腹中。
重慶市的“寬容民企不規范”，為過錯設置了政府通道和寬容通道，等于為民企創業提供了減壓艙效應。民企就像太空飛行的宇航員，太空環境惡劣，不適合人生活，減壓艙讓宇航員生活負擔和心理負擔都得到釋放，從而全身心投入到太空飛行，為創業奠定必要的政府保障。創業者得到海闊憑魚躍的信任支撐，就敢于砸開捆綁創新的思想枷鎖，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精神添加劑”。“鼓勵和激勵全民創業、自主創業，營造重商親商敬商扶商的文化氛圍，引導更多的有識之士爭當老板、勇于創業，培育出更多的民營企業家”。
當然，筆者不是倡導一味寬容，而是說，創業總要有人干，干了總會出錯誤，這是自然規律，也是改革規律。如果對失敗過錯一棍子打死，這就等于要求任何事情都是十全十美，這違背辯證法。對此，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第一副主席胡德平提出，“對于清算‘第一桶金’的說法，說得不好，這是在否定改革的巨大成績。我們還要反躬自問的是，就像孩子一樣，我們給予民營企業早期的奶水夠不夠？很多企業確實是在艱苦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在它幼年時候，我們應該給予他們更多的學前教育，應該像對待祖國的孩子那樣對待他們。”如果說胡德平的說法是在“廓清觀點迷霧”，今天，重慶市就是對民營經濟過錯的寬宏大量和既往不咎，為民營創業提供“豁免”的理由，實事求是、客觀對待、允許出錯，這是對經濟發展的理性尊重，也更有利于民營經濟穩定性和科學性的評價，具有深遠的經濟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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