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經濟一直呈現“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這種增長模式受到很多學者的推崇。但我要提醒的是，這種繁榮之下的隱憂。
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可能是過度投資的推動，一個單位的投入僅僅帶來0.4個單位的增長，這種增長的成本和代價很高，最重要的是這種完全靠投資推動的增長是否能持續。而所謂“低通脹”，很大程度與資源價格受到控制有關，比如，成品油不隨國際油價調整，煤電價格不聯運，對短缺的運輸和公共交通服務的價格給予不合適的補貼等等，使得CPI可能沒有真實反映通脹水平。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一直存在一般消費品產能過剩的問題，也使一些上游原材料價格的上漲不能傳導到最終消費價格，通過CPI顯現出來。
此外，中國巨大的外貿順差，加劇了國際貿易摩擦，給經濟增長帶來諸多不穩定的外部環境。
所以，中國現在所有的宏觀經濟指標都有一定的脆弱性。
中觀和微觀結構中，一旦某一環節集聚了較大的問題，宏觀經濟的指標就可能會被改變。
當年日本和東南亞的經濟危機，導火線都是資產價格泡沫破滅，但核心根源還是經濟結構出現了問題，經濟增長多依賴投資推動而不是全要素推動。產業結構不合理，巨額外貿順差，不健全的金融體系，才是讓日本經濟大廈瞬間倒塌的根本原因。當年東南亞各國，也是在經濟高速發展時忽略了結構調整，外國資本發現這些危機后快速流出所致。
目前，美國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就業指數等宏觀指標都在比較正常的范圍內，但是，由于市場對美國經濟結構、房地產市場以及相關金融機構信貸出現嚴重問題的擔憂，導致美國股市近期反復振蕩。因為如果房地產業出現問題，美國人從房地產業獲得的收入減少將帶來消費市場萎縮，房地產信貸機構問題會影響向其投資的所有關聯金融機構，連累華爾街、進而連累整個美國金融業，甚至可能改變美國宏觀經濟諸多指標。
2001年，納斯達克崩盤，“新經濟無周期”的神話壽終正寢，美國經濟全面放緩。美國此次經濟出現的問題，實際上也是信息產業的存貨大幅上升、企業利潤大幅下降、投資大幅減少、產業結構出現問題導致的。
中國經濟目前也存在許多結構性問題，如國際收支平衡，儲蓄－投資不平衡，產能過剩，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結構不合理，金融體系不健全，資產價格泡沫風險不斷積累，等等。之前大量流入中國的投機類資本，發現中國經濟惡化的蛛絲馬跡后，一旦大幅度快速撤離，有可能嚴重沖擊中國經濟。
所以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政府在繼續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同時，經濟改革的著力點要放在結構調整上。不能因為結構調整不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而不大力推進，否則看似穩定的宏觀經濟基礎，就會被撼動。
應該說，中國政府在經濟結構調整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但為什么成效甚微？這可能與調整和改革的市場化程度不高、政府不當干涉過多有關。
中國家電產業從1990年代開始就有產業過剩的問題，但由于是完全開放的市場，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和過剩的產能調整都在市場引導下完成了，沒有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任何困擾。中國的中小服務業從1990年代以來也沒有為結構性問題困擾。這些都是市場化調節的功勞。
中國的投資結構調整，應該少一點對新增項目的審查，少一點“窗口指導”，多讓土地、資金和其他要素價格發揮調節功能，讓市場去優化資源配置。
外貿順差調整，實際上是出口企業調整出口產品結構的問題。中國政府應該引導企業從勞動力成本合理提升、社保醫保體制完善、環境保護等方面著手，促進出口企業的優勝劣汰，進而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而不能簡單地靠人民幣升值提升出口價格改變嚴重的貿易不平衡問題。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改革則要匹配出口產業的調整步伐。融資結構的調整，應該更強調銀行的盈利模式和經營管理水平的提升，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完善資本市場和債券市場，而不是簡單重復控制新增貸款或者信貸總量。
（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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