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隨后成立湖北軍政府。10月16日,軍政府機關報《中華民國公報》創刊,由張樾、牟鴻勛等共進會員主持,日出兩大張,明確宗旨:“以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改建共和民國為主義”。每期發行約四千份,分寄省內外機關、學校,張貼武漢街道及公共場所,“不取閱者分文”,大量讀者聚觀。創刊之日,報館門聯:“與民公好惡,為國報平安”,妙嵌“民國公報”四字。
“變化”催新聞,這一時期上海冒出30余種臨時發行的小型報刊,如《光復報》、《警報》等。同盟會員柳亞子創辦并主編的小型報《警報》,除了刊登湖北軍政府的公告法令,還介紹孫中山、黃興等同盟會領導人!毒瘓蟆访咳斩寥,使讀者盡快獲知最新戰況,“所得要電新聞,接到隨刊,晨暮不計”,成為中國新聞史上首張一日多版的報紙。此外,《警報》印刷精美,道林紙鉛印,每日油墨換色,也是第一張每天換色之報。該報發行不到一個月,上海光復后,因編報人員忙于他務而停刊。
此時期還出現特有的辛亥一景:站街等新聞。上海各大報業會集望平街(今山東中路),每晚人山人海,滿街擠擠攘攘,都在翹首等候最新戰報。各家報館也在大玻璃窗上張貼各地動態,以饗伸頸站客。一則捷報傳來,掌聲狂起,甚至擊墻拍地;某省獨立,一街歡騰,拋物扔帽。若貼出敗訊或不利義軍的消息,該家報館會被圍街民眾指為暗受清廷指使,誣勝為敗,憤怒市民將報館玻璃窗砸得粉碎。砸窗事件發生后,望平街各報館再也不敢在門首披露民軍失敗的消息,更不敢在報上刊登,只能報喜不報憂。(黃炎培:《八十年來》)
社會輿情如此被新聞左右,即中西新聞史上著名的“魔彈時期”。新聞業初興之時,新聞對輿論具有絕對操控權。砸窗事件當然是“魔彈”倒射,辛亥新聞界在盡享“魔”效之時,也得領受“魔彈”倒射的尷尬。更激烈的新聞事件出現于1915年6月。袁世凱帝制自為,御用報紙《亞細亞報》Cye自京遷滬,由帝制分子薛大可主持。該報以“洪憲”紀年,記者署名前加“臣”字。該報財大氣粗,以免費贈送廣告兩月、免費贈閱三月招徠訂戶。創刊不久就收到“君主之敵”、“中國公民一分子”的警告信:“如再鼓吹君主問題,必以激烈手段對付”。果然,9月中旬、12月中旬,報館兩次被炸,不得不于1916年1月?。袁世凱另一家京上御報《金剛報》,因受讀者強烈抵制,竟得由武警送報。
回報豐厚的新興產業
辛亥新聞業是回報甚豐的“新興產業”,比如1898年秋,康有為、梁啟超向海外華僑集資創辦廣智書局(即其后新民叢報),梁啟超以提供文稿為“技術股”,占1/3股份,僅1902年-1903年,獲紅利上萬銀圓。(陳明遠:《文化名人的經濟背景》,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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