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軍方核心供應商把持中國互聯網核心設備
思科在IT領域的“江湖地位”可謂人盡皆知：經營范圍幾乎覆蓋了網絡建設的每個部分：組成互聯網和數據傳送的路由器、交換機等網絡設備市場幾乎都由思科公司控制，互聯網上近80%的信息流量經由思科公司的產品傳遞。思科已經成為毋庸置疑的網絡領導者，思科公司在其進入的每一個領域都成為市場的領導者。思科公司在全球擁有35000多名雇員，思科公司年報顯示，2012年全球營業額超過460億美元，其中中國市場更是其重要的增長點，2012年增長率達到了17%，遠超其在全球市場6.6%的銷售增速。思科中國市場的利潤貢獻占到思科整體利潤的30%，僅次于其在美國本土業務的45%之后。
在互聯網設備市場的領導地位也讓思科成為了美國軍方的重要合作伙伴，幾乎參與了美國軍方所有網絡建設項目的研發和生產，作為美國政府和軍方的通信設備和網絡技術設備主力供應商。思科在2006年美國115個政府部門參與的一場“網絡風暴”的網絡戰演習中，是重要設計者之一。美國軍方也有可能借助這種合作掌握思科設備的大量核心數據，而棱鏡計劃的曝光，進一步印證了這種猜測——思科是美國軍方網絡戰背后的技術提供者乃至直接參與者之一。
但就是這樣一個與美國軍方關系緊密的思科，卻同時掌握著中國互聯網市場的命脈：據媒體報道顯示，思科參與了中國幾乎所有大型網絡項目的建設，涉及政府、海關、郵政、金融、鐵路、民航、醫療、軍警等要害部門的網絡建設，以及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等電信運營商的網絡基礎建設。中國電信163和中國聯通169是中國最重要的兩個骨干網絡，兩者承載著中國互聯網80%以上的流量。但在這兩大骨干網絡中，思科占據了70%以上的份額，并把持著所有超級核心節點；在金融行業，中國四大銀行及各城市商業銀行的數據中心全部采用思科設備，思科占有中國金融行業70%以上的份額；在民航，空中管制骨干網絡全部為思科設備。
其實，華為和中興在印度和美國不斷以“安全”為由被封殺已經給我們敲響了網絡信息安全的警鐘。從企業技術儲備上來看，目前我國的通信技術水平已經達到世界水準，本土企業完全有能力承載網絡的全面建設和安全運營。中國應該借鑒學習美國、印度的一些做法，在未來信息產品設備的采購方面，要有防范意識，側重國內企業。另外應聯合華為、中興等在美受阻企業，全面梳理美國阻擊其產品的具體做法和法理依據，盡快提出“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和關鍵業務網絡核心產品替代戰略”。
雖然思科很快就做出了官方回應，稱“棱鏡”不是思科項目，思科的網絡沒有參與此項目。此外，該公司強調沒有在中國或世界任何地方監控普通公民或政府部門的通訊。
但這種回應很難在短時間內挽回使用者的信心。特別是在貿易摩擦不斷增多，貿易保護重新抬頭的今天，思科在中國的日子將越發難過。
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
此前，美國政府及媒體，頻頻指責中國企業和黑客組織威脅其國家安全。而此次的“棱鏡”秘密情報監視項目風波凸顯了美國“偷窺”本質，也將其在網絡安全問題上“嚴以待人、寬以律己”的雙重標準彰顯出來。
而此類事件反映的深層次問題還是貿易的問題，本質是后金融危機時代貿易壁壘的升級版。“往往經濟發展帶來更大程度的開放，金融危機則帶來貿易保護主義，真正幕后的東西都是一些經濟體之間的較量，原來的關稅壁壘已經上升到了國家安全的程度。”
就在思科在華業務出現裂痕的時候，與中國企業的競爭中也顯露出疲態。特別是在與華為的競爭中，因為價格和創新投入等方面的劣勢，讓思科一路敗退。
盡管思科通訊的設備質量仍然非常先進，但思科自身過大的并購步伐、主業稀釋、組織臃腫等問題，思科不得不逐漸退守核心領域。
早在2002年，思科就以知識產權侵權為由起訴華為。但這并未阻擋華為的腳步。在運營商市場上，華為和中興憑借渠道與銷售優勢，積極搶占份額，并進軍高端路由器市場，導致思科不得不退守路由器和交換機這兩大核心業務。
而到了2012年底，華為突然在美國遭到調查，美國方面聲稱“華為中興可能對美國帶來安全威脅”，讓華為和中興難以在美國市場立足。而思科這次又站在了美國政府的背后。
雖然思科在貿易保護的庇佑下暫時守住了利潤最高的美國市場，但華為、中興憑借低價、性能不輸給思科的產品品質，正在發起沖擊。特別是中美貿易摩擦增加的背景下，貿易保護成為各國政府博弈的主要砝碼。
此次“棱鏡門”事件，將讓更多的國家建立完善的審核監管體制，加強國家通信安全建設。屆時由思科一家獨大的局面將會改變，華為、中興進一步擴大業務版圖的機會也顯現出來。
大數據時代的雙刃劍
曾有專業人士指出，大數據其實是把“雙刃劍”，而“棱鏡”計劃的泄露也間接性的正式了這個說法。
“棱鏡門”攪動云端
美國國家安全局秘密監控美國9大互聯網企業的活動，引發歐洲各界的不安，擔心保存在美國服務器的資料是否安全，歐洲云計算市場或因此引來加速發展的契機。
早在去年，法國政府已經投入1.5億歐元資助當地的云服務提供商Cloudwatt和Numergy，讓法國能夠不經美國企業之手獨立處理網絡資訊。
德國更打造“云端服務：德國制造”項目，向當地企業提供服務。有歐洲當地律師表示，通常資料傳到美國會經由美國企業的云端設施處理，對此用戶不免心生疑慮，擔心美國當局秘密取得資料。
今年年初，美國新出臺的立法規定，美國情報部門能夠在無搜查證的情況下，監視存儲在美國境內計算機系統里的一切信息。這意味著，其他國家電腦用戶上傳到云存儲服務端，例如蘋果的iCloud和谷歌的CYE云端硬盤等服務器的私人信息能夠被美國政府無條件獲得。
歐盟司法委員雷丁近日致信美國司法部長霍爾德，要求美國就其秘密情報監視項目向歐盟作出解釋，并擔憂美國當局可能大范圍監聽歐洲公民的私人信息。
有消息指出，歐盟委員會正在推出一項數據保護法令，包括加強對第三國公司數據保護的監管。該法令已辯論了一年半，各成員國政府的支持意愿并不強，“棱鏡門”事件或有助于該法令獲得更多支持。
英國廣播公司認為，美國國家安全局通過互聯網獲得個人信息，首先得歸功于云計算時代。如今大量用戶數據不再存放于個人電腦中，而是在云服務提供商手中。
當下，各國對于云計算技術的應用持續升溫，雖然歐洲云計算的基礎設施發展比北美市場滯后一些，但增長趨勢強勁。
有分析人士表示，“棱鏡門”事件反而將成為推動歐洲云計算市場發展的助推器，各國也將加強網絡數據安全保護，特別是“云安全”市場將出現爆發式增長。
學者提出五質疑
克勞福德的文章認為，大數據是當前的時髦術語，但人們是否能依靠海量數據揭示人類行為的規律仍值得懷疑。她針對大數據理論從五個方面提出質疑。
第一，大數據中存在偏見和盲區。大數據的倡導者認為，“有了足夠的數據，數字就可以自己說話”。但克勞福德認為，數字無法自己說話。不論其規模有多大，數據集歸根到底是人類設計的產物，而大數據的工具并不能使人們擺脫曲解、隔閡和錯誤的成見。當大數據試圖反映人類所生活的社會化世界時，認清這些因素就尤為重要。偏見和盲區存在于大數據中，從大數據得出的結論并不比人為的意見更客觀。
第二，大數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城市變得更加智能和高效，但具體效果如何取決于市政官員對數據及其局限性的了解。克勞福德稱，大數據的倡導者認為，“大數據將使我們的城市變得更加智能和高效”，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如此。但另一方面，數據在生成或采集的過程中并不都是平等的，大數據集存在“信號問題”即某些民眾和社區被忽略或未得到充分代表。因此，要想運用好大數據，市政官員必須對數據及其局限性有充分了解。
第三，大數據可能導致基于群體的歧視。大數據的倡導者認為，“大數據對不同的社會群體不會厚此薄彼”，其理由是，原始數據的分析是在大規模水平上進行的，因而避免了基于群體的歧視。但克勞福德認為，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由于大數據能夠作出有關群體不同行為方式的論斷，而且其使用的主要目的是把不同個體歸入不同的群體中，因此大數據不僅不會避免群體歧視，還可能加重這一趨勢。
第四，隱私泄露是CYE大數據應用中的重要問題。克勞福德認為，大數據的倡導者關于“大數據是匿名的，因此它不會侵犯我們的隱私”一說大錯特錯。盡管許多大數據的提供者盡力消除數據中的個體身份，但身份重新被確認的風險仍然很大。鑒于利用大量公共數據集可以推斷很多信息，這使泄露個人隱私成為“日益嚴重的擔憂”。
第五，大數據為科學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徑，但不可斷言“大數據是科學的未來”。克勞福德稱，大數據的研究方法只能統計某件事情發生的頻率和相關性，但不能得出因果關系。將大數據策略和小數據研究相結合也許是更好的科學研究途徑。
庫克耶和舍恩伯格也認識到了大數據理論的一些內在瑕疵。在《大數據的興起》一文結尾，兩位作者表示，大數據是一種資源和工具，它的目的是告知，而不是解釋；它意在促進理解，但可能導致誤解關鍵在于人們對它的掌握程度。他們認為，人們必須用一種不僅欣賞其力量、而且承認其局限的態度來接納大數據。
在“大數據”時代之前，民眾可以以保密的方式來保護隱私，但今天人們在不知不覺間就透露了隱私。而這就要求那些保存和管理信息的企業承擔更大的責任，這應該成為一種新的隱私保護模式：政府不應假定消費者在使用企業的通訊工具等產品的時候主動透露了自己的隱私，就意味著他們授權企業使用這些隱私。“大數據”呼喚“大安全”。力量越大責任也越大，現在是那些作為“大數據”時代弄潮兒的大企業和政府部門負起他們的責任，構建一張更完善的安全網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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