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初，他的個人資產就已達到3000萬美元，成了新中國的第一個億萬富翁。如今，與他同代的富豪要么早已出事退出歷史舞臺，要么風光不再已經淡出公眾的視線——而他依然還是江西首富，還是那么火，那么紅，關于他和他的企業質疑的聲音卻不曾有過。
當不少明星民企淪為流星的這30多年，他所一手打造的企業依然立在時代的潮頭，他讓他的企業和他一樣，成了謎一樣的壽星。
他就是張果喜！
2005年11月2目，《商界名家》記者來到了因毛澤東詩作《送瘟神》而聞名的江西余江，走進了果喜集團。
張果喜憑什么歷經風雨始終穩步不倒？
張果喜還能紅多久？
我們的探尋在張果喜的“稻田上的帝國”有了答案。
一招鮮
在解讀張果喜的財富路徑時，他被學界歸為“無心插柳”型。而在余江，《商界名家》記者聽到的“說法”是，是“佛”在保佑他，因為他在人生最窮困的時候賣掉自己的房子為“釋迦牟尼”造屋——生產“佛龕”，后來他辦企業一路順風，越做越大，這都是“佛”給他的回報。
“佛佑”的解釋有迷信的嫌疑，《商界名家》記者不以為然。接待記者來訪的是果喜集團的黨委副書記湯冬蓮，依據她的介紹，不難還原張果喜發達的真相。
20世紀70年代，15歲的張果喜，初中還沒讀完，就輟學進了余江縣鄧家埠農具修造社木工車間當學徒，每天做的活就是鋸木材。雖然鋸木材不需要多深的技術，但要把一堆一堆的木材變成木鍬、犁把、獨輪木車等，卻要消耗很大體力。那時鋸木材不是用機器，而是用手拉鋸，上進心極強的張果喜沒日沒夜地拉，結果把腎給累壞了，拉尿帶血，幾乎是每星期一次。5年的“血尿”，給張果喜換來了一個“好木工”的稱號和“車間主任”的職務。可是，車間主任沒當幾天，農具市場就飽和了。
1972年，張果喜的木工車間因無活可干被廠里割離出來，單獨成為木器廠，張果喜被任命為廠長。名為廠長，卻一無廠房，二無資金，只有從農具社得到的3平板車木頭、幾間破工棚和21名職工及家屬近百口要飯吃的人，另外還有“分”到他們頭上的2.4萬元的債務！第一次發工資的日子到了，廠里卻連一分錢也沒有！張果喜不得不說通父親賣掉了土地改革時分給他們家的房子，得到1400元錢，一部分作為職工的工資，一部分作為廠里創業的本錢。
張果喜知道，單靠賣自己家房子的這點錢，是發不了幾回工資的，木器廠要生存必須找到能掙錢的活干。然而，在附近農村即使找到了一點活干，又能賺多少錢呢？張果喜大聲向廠里的職工宣布：“要吃飯的跟我走！”于是，有21位兄弟積極響應，跟上了他。可是，飯在哪里？
張果喜想到了上海，他想到上海是因為在鄧家埠他經常與“上海知青”聊天，知道上海是一個大世界，在那里或許能找到活做！張果喜帶了200元錢和三位伙伴闖進了大上海。第一次遠離家門，200元錢放在一個人身上怕扒手偷，于是，張果喜和伙伴躲進廁所，將200元錢一人分50，藏在貼身口袋里。
晚上舍不得住旅館，就蜷縮在上海第一百貨公司的屋檐下。第二天，他們很早就來到上海手工業管理局門口。局里的工作人員上班時見到他們后，便問“有什么事？”張果喜先作簡單的自我介紹，然后說出想在上海找活的心事。工作人員聽說他們是來自毛主席表揚過的地方，便熱情地把他們介紹到上海雕刻藝術廠去參觀學習。這個廠在四川北路，它的前身叫上海藝術雕刻品一廠。
到廠以后，他們在陳列樣品室里，看到了一種樟木雕花套箱，由兩個或三個大小不一的箱子組合而成，每個箱子都是單獨的工藝品，套在一起又天衣無縫；箱子的四沿堆花疊朵，外壁層層相映著龍鳳梅竹，十分精美。張果喜問管理員，這套箱價格是多少？回答是200元。張果喜以為自己聽錯了，便又問了一遍，回答仍然是200元。此時的張果喜又驚又喜，200元啊，他們4個人千里迢迢來上海，全部盤纏也不過200元呀！于是，張果喜決定要把這個手藝帶回余江。他們4人分工，一人拜一個師傅，一人學幾道工序，就是死記硬背也要把這個產品的工藝流程和制作技巧牢牢地記在腦子里，就這樣苦學了7天。
臨走時，張果喜還從上海藝術雕刻廠的廢紙堆里，揀回了幾張雕花圖樣，又順手牽羊地帶走了一只報廢的“老虎腳”。回到余江的當天夜里，他就召開全廠職工大會，決定做雕花套箱。第二天，他把全廠的零木碎料全部清理出來，分成三十幾堆，全廠職工每人一堆，讓大家照著他從上海帶回來的樣品花鳥去練雕刻。
然后，他又把工人帶到有“木雕之鄉”美稱的浙江省東陽縣學習，還將個別老師傅請到余江來傳授絕活。套箱需要上等的樟木，余江縣城連樟樹都很難找到，他又帶領職工到遠離縣城的山區去采購。有次遇到大雨，運送樟木的拖拉機陷入泥塘，他和職工冒雨干了一天一夜，硬是靠手推肩扛，將兩噸多重的樟木弄上了拖拉機，餓了就吃一個5分錢的發餅，渴了就喝幾口山溝里的水……就這樣，張果喜經過半年多的時間，生產了第一只樟木箱。
那時候，江西沒有外貿，出口產品都要通過上海進出口公司，所以他們把制作的第一只樟木箱送到上海工藝品進出口公司，由上海工藝品進出口公司送給廣交會。結果第一次交易會上就訂了20套樟木箱。這20套樟木箱讓他們賺了一萬多塊錢，同時還使他們了解到了客戶對他們產品的要求。根據客戶需求生產雕木箱，一下子產品的銷路就打開了。
1979年秋天，張果喜又到上海。如果說張果喜第一次闖上海是為了找碗飯吃，那么第二次闖上海就是他走向中國富豪邁出的第一步。在上海工藝品進出口公司的樣品陳列廳里，一尊尊出口日本的雕花佛龕，久久地吸引著張果喜的眼球，再一打聽，一個佛龕有70%利潤，而他生產的雕花套箱一個只有25%的利潤。
工作人員告訴他，佛龕是日本的高檔工藝品，也是日本家庭必備的“三大件”( 轎車、別墅、佛龕)之一。佛龕是用來供奉釋迦牟尼的木雕宮殿，大小只有幾尺見方，結構卻非常復雜，成百上千造型各異的部件，只要有一塊不合規格或稍有變形，到最后就組裝不起來。因為工藝要求太高，許多廠家都不敢問津。
面對佛龕，張果喜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頭——用料不多而價格昂貴，這是把木頭變成黃金的生意啊！
“這個活，我們能做！”張果喜毫不猶豫地與上海工藝品進出口公司簽了合同。他帶著樣品回到廠里，一連20天泡在車間，和工人們一起揣摩、仿制，終于把“佛龕”做出來了。
第二年，果喜木雕廠創外匯100萬日元，其中65萬日元就是佛龕收入；第三年，果喜木雕廠創外匯156萬日元，佛龕收入超過100萬日元！
或許是緣于他只有初中肆業的文化、土木匠、草民這樣草根出身的考慮，他的第一桶金，乍一看像是“無心插柳柳成陰”，但注意到他推進的每一個關健點不難看出，他實際上是“有心裁花花亦發”。他的崛起應該歸于“一招鮮”——生產佛龕的技術門檻讓后者一時難以跟進；他對傳統雕刻工藝工序的改造使產品便于大規模生產；他對質量的精益求精阻擊了韓國、港臺的對手，幾乎壟斷了日本整個佛龕市場。由此，夯實了果喜大業的地基。
不折騰
與同時代的富豪一個明顯的區別是，作為新中國第一個億萬富豪的張果喜不怎么折騰。《商界名家》在采訪、調查中發現，30多年，張果喜在以下幾個方面始終保持不變——
角色不變。隨著張果喜和果喜集團的崛起與社會知名度、影響力的形成，社會應酬與社會活動也免不了多起來。但張果喜堅守一個企業家的本分，專注于將自己的果喜集團做強、做大。
1985年，當人們對萬元戶都感到很神秘的時候，張果喜已經成為億萬富翁。組織上要他去當鷹潭市副市長，他卻沒有去，理由是：“每個人的愛好不一樣，追求也不一樣，我能把一個企業搞好，不等于說我能把一個鷹潭市搞好，因為我原來所從事的，所了解的，所學的都是搞企業管理。從企業來講，我剛剛描繪一個藍圖，只有一個輪廓，顏色正在一筆一筆地上，企業不能離開我；從我個人來講，我愛我這個企業，所以我堅定不移地毅然留在企業。”如果當初張果喜當了市長，也許結局是：市長沒有當好，自己的果喜集團也丟了。
主業不變。這么多年，生產佛龕一直作為果喜集團的支柱不動搖，張果喜和他的果喜集團在專業化這條企業發展之路上堅持了幾十年。近幾年適度多元化，也是在突出主業、做好主業的前提下漸進式實施的，這種謹慎決策與那些一旦做大就盲目多元化的民企是不可相提并論的。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張果喜應對市場風云乍起的定力。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日本經濟嚴重衰退，佛壇市場也隨之變得異常蕭條，很多佛壇生產、經銷廠商關門倒閉。對此，張果喜非常冷靜，20多年在佛壇摸爬滾打的經驗給他一種直覺：這種蕭條是暫時的，宗教是日本民族文化的顯著特征之一，只要有日本人存在，就需要佛壇產品。在市場低迷不前的情況下，張果喜不但沒退出佛壇生產領域，而且還投入了4000萬元，新上了兩個完成品廠。兩年后，日本經濟逐步復蘇，張果喜的“佛龕”生產正好迎合了市場所需，銷量大增。
總部基地不變。余江只是個農業縣，且偏居內地省份江西一隅，可幾十年過去了，果喜集團的總部基地牢牢地扎根在這里，張果喜本人也始終不曾動過變遷的念頭。今天，不但神龕等木雕工藝生產線在余江，而且果喜的電機生產也在余江，化工產品最初也在余江。
張果喜這種所謂“農民式保守”背后實際上藏著他作為一位企業家的精明、智慧：余江有著他所熟悉的低成本人力資源、個人品牌資源。這種資源在果喜集團已經形成了良性循環，甚至渾然一體，變更總部基地不但會由于財稅利益傷了地方政府多年的“和氣”，而且企業本身在新地方的不適應也會引發負面的連鎖反應。因此，不是萬不得已，只要有可能，果喜集團除了將總部基地長期設在余江，其新上生產項目首選地也會是余江。
心態不變。余江縣委宣傳部一位干事在談及張果喜時感喟：有些人國外行國內不行，有些人有錢沒有名，有些人有名沒有錢，有些人有名有錢沒有家，有些人家庭好但子女不好，有些人有名有錢什么都有但身體不好，有些人身體很好但朋友很少。可是張果喜卻什么都有，家庭、事業、朋友、身體、親情都很好。
張果喜之所以能夠擁有這一切，在于他的平常心。做大了的張果喜這樣告誡自己：“我們還要謹慎擺正自己的位置，放下架子，把自己看得還是和原來的小木匠一樣，才能與人和睦相處。做到不但善于雕刻木頭，還善于雕刻資源，從而雕刻好我們的人生。”盡管已是億萬富翁，張果喜身上從不佩帶任何金銀飾物，穿著隨便，吃飯更不講究，最大的嗜好就是抽點煙。
不折騰企業！不折騰自己、親朋、職員和客戶！這無疑是張果喜這位新中國第一個億萬富翁不倒的最有力的理由之一。只是這種“不折騰”已被“翻譯”成“有所不為才有所為”的企業理念或被當做“無為而治”的企業經營管理境界和企業家人生哲學來推介。
佛文化
造佛龕幾十年的張果喜并不諱言自己如今“信佛”。而《商界名家》記者驚嘆的是這位農民企業家、草根富翁在打造企業文化和個人品牌建設中對佛文化的嫁接和借力智慧。在張果喜看來，佛不是神，大地眾生，皆有佛性。佛是一種智慧，智慧是由定而升，若心能專念不散，從事入理，則能產生智慧。也就是說只要你對人以誠相待，用心去做一件事，都會得到“佛”的保佑。
所謂“士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才有萬變不窮之妙用”，意思是說，只要你真心熱愛你的事業，只要你專注你的目標，那么，你就煉就了一手得心應手的技藝，生出各種高妙絕倫的辦法，來解決你所遇到的一系列困難，成為一個能辦事、會辦事的人才。
記者來到果喜集團生產“佛龕”的地方，如同來到一座藝術家雕鑿的園林，干凈的地面上看不到一點雜物，車間外看不到一個人影，只有花壇上的樹葉在秋風中輕輕地搖動著……當年與張果喜一起創業的21名工人的名字鐫刻在工廠高大的牌坊上。走進車間，是一片靜謐，職工正在給“佛龕”輕輕地涂抹金粉，滿車間閃耀著祥和之光。
余江民間將張果喜的“不倒之謎”解釋為“佛佑”，這一點也同樣合了張果喜本人的心意。他說：因為他一直在做“佛龕”的緣故，這些“佛龕”保佑了日本一個民族，應該也會保佑他。所以幾十年來，他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創業的時候，他曾遇到過溺水、觸電、車禍、火災，但都化險為夷，后來安然無恙。有人說生意人都是奸商，而張果喜敢說，他從來沒想過騙人、害人，而是一向以全心全意待人，因此他得到了好報——無論是生活還是事業，他一直都發展得比較順，尤其做木雕生意，幾乎不需要費什么心思，一年到頭訂單上億，30多年來，沒有庫存，做多少賣多少。
在余江，“造佛”與“造福”同音，為民造福就會得到佛祖的保佑。“無我”是佛的一種境界。張果喜說，從一開始賺錢他就不是只為自己賺錢，而是為大家賺錢，對錢，他有個經典的比喻：“錢就像一池塘的水，滿滿的不外流就會發臭，路人經過這個池塘就會繞道走。池塘的水要常進常去，才能保持干凈、清澈，人們才會到水塘邊來走走。有錢人太摳了，讓人惹不起躲得起，這樣與你做生意的人就會越來越少。”
創業初期，他自己都沒有飯吃，卻喊出“要吃飯的跟我走！”他帶領21位職工，在上海找到了一條生路。他賺到第一個100萬的時候，就拿出22萬為余江縣興建科技大樓，以后又陸續出資興建了“果喜大橋”、“果喜大道”、縣電視塔、縣福利院，還捐資建立“江西果喜教育獎勵基金”等，還積極贊助抗洪救災、燭光工程等公益事業。
為“普渡眾生”，張果喜利用自己的木雕資源，支援全縣14個鄉鎮辦起了木雕廠，還創辦了全國第一家木雕技工學校和殘疾人雕刻技術培訓班，共為社會培養技術人才2萬余名。這些木雕技工現分布于全國各地。據有關部門統計，他們每年僅從外地寄回余江的匯款就有5000多萬，在本地和外地辦企業年銷售額在20萬元至千萬元以上的木雕、家具大戶近百家，木雕產業已成為余江富縣、富民產業。
佛文化的現實力量雖然有助于張果喜和他的果喜集團的“和諧”生存，但張果喜的事業也并非一帆風順。考慮到企業產品、市場單一的潛在風險，果喜集團在做好主業的前提下，也在近幾年試水多元化，果喜集團從韓國引進6條生產線，在余江辦起了與木雕完全不搭界的化工發泡材料廠，這是一種用于包裝產品的化工制品，形似發糕，用途極廣，尤其是運輸搬動間磕磕碰碰的電器產品就少不了它，而電器產品舉國瘋上的現實告訴他，上發泡正是好時候。
起初，如同辦木雕廠一樣，他將發泡廠辦在余江，以示不忘養育之恩，但是，上好的產品一年下來，卻虧損了400多萬元，究其原因，余江離用戶太遠，發泡材料是體積大、重量輕的產品，裝載運輸中一車看似滿滿、實際上并運不下多少，來來回回，忙忙碌碌，結果是本可進荷包的幾個錢丟在了路上。于是，張果喜將6條生產線全部撤出余江，分別落戶上海、廈門、深圳、東莞，獨立成廠。這些地方皆為工業密集區，就近推銷，就近運輸，這才扭虧為盈。撤出后當年就賺了600多萬。
1999年，果喜集團又與美國一家公司合作，引進專利技術，在余江創辦了江西喜泰電機有限公司，生產當今世界最先進的高科技電機產品——無刷無槽微型直流電機。這個產品目前在美國只應用于宇航和軍工，而在世界民用工業中還未得到應用。國內有關部門也認為這個項目具有很高的技術含量，可以填補國內空白，很多有微型電機需求的部門和企業甚至希望果喜集團盡快批量生產。美國商人黃崇朝把這個“青澀的蘋果”帶到了中國，并與正在尋找事業突破口的張果喜一拍即合。沒料到，黃崇朝“一女二嫁”，從而在廣東商關檢文和張果喜間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
1988年，十萬大軍下海南時，張果喜也隨著人流越過瓊州海峽踏上了這塊拓荒者們心中的淘金地，跑遍海口的角角落落，然后選中了風光迷人的三亞，決定投資2億元在這里興建一座大酒店，當酒店建到一半時，卻碰上1996的“宏觀調控”，海南熱突然降溫，工程被迫停了下來。
如果真要談到“佛”，那么，企業家的“佛”就是“市場”。只有從市場中來到市場中去，企業家才能獲得真實的“佛佑”。張果喜也不例外，他的市場眼光與市場駕馭能力源自他數十年的市場打拼，他積累了豐富的市場經驗，從容地根據市場進與退，或積極應對或巧妙化解既有的市場困難和風險。
現在中國旅游熱出現，海南又逢“春天”，張果喜又重新坐鎮三亞，臨場指揮，停工的大酒店再上馬，僅半年時間一個四星級大酒店竣工、裝修、開業。那場官司打了四年多，張果喜最終勝訴。隨后，張果喜引進技術人才，不斷為這個耗資1億多元的“蘋果”修枝剪葉、澆水施肥。目前，該產品已在鐵道、紡織、醫療、家電等行業推廣應用，并擁有全球100多個客戶，形成了年產20萬臺的生產規模。按國家發改委的指令性計劃，到2008年要達到102萬臺的生產能力，產值10多個億。此項目現已納入國家高新科技重大建設專項和國家稀土電機生產基地。
顯然，這種“轉機”也有可能被果喜人的“佛文化”化為“佛佑”。
江西紅
“果子熟了，大家都喜歡”——張果喜這樣解釋他的名字。
在果喜集團展覽大廳，一幅張果喜身佩紅色綬帶、手舉鮮花的照片特別醒目，照片下面有這樣一段文字——
1993年6月5日，江西南昌，一個別開生面的大會令人矚目——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要將一顆由其發現的編號為3028的小行星用一個人的名字命名，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極其慎重，幾經推敲，批準了紫金山天文臺的決定。這個大會就是命名大會，用作命名的人就是企業家張果喜：自即日起，這顆編號為3028的小行星就叫“張果喜星”了。
小行星命名是一項非常高尚的榮譽，以往命名都是以地名和著名科學家的名字命名的。這一次以張果喜的名字命名，是因為南京紫金山天文臺查閱了很多資料，發現張果喜的企業在改革開放之時對社會所作的貢獻，特別是給社會公益事業作了較大的貢獻，所以才決定推薦用張果喜的名字為一小行星命名。到目前為止，在全球用企業家名字給小行星命名的有兩個，一個是美國著名實業家哈默博士，另一個就是張果喜了，而且他是以人名命名星辰中最年輕的一位。
與此相映成趣的是展示廳櫥柜中堆放的張果喜的其它系列榮譽：1984年以來，張果喜連續19次被評為江西省優秀廠長(經理)、三度省勞模，先后獲得第一屆全國百名優秀廠長(經理)、第二屆全國優秀企業家、兩度全國勞模、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首屆十大杰出青年、首屆中國經營大師、首屆改革風云人物等200多種榮譽。
遍覽這些國內其它富豪和企業家無法企及的榮譽，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張果喜一直為主流階層所認同、所看重，他最大的財富不是一手打造的果喜集團而是使他自己成江西的品牌。而榮譽展覽的這種方式足見張果喜本人對榮譽的看重和珍惜。
與不少富豪比，張果喜的發跡干凈且透明。木雕工藝加出口創匯，這樣的財富典型讓人心里塌實。也正因為如此，雖然歷時幾十年，張果喜這個典型始終能夠得到各級各屆政府的推崇。
張果喜對榮譽的看重和珍惜也讓他在發達后免掉了暴發戶式的“毛病”。他在事業上求穩，既不貪大求快，又不盲目多元化，也不跟風上市，企業在依托主業持續盈利的基礎上滾雪球式發展；他在做人上求平，保持低調，安守本分，言行舉止力求為社會的和諧相容。他的這份“識時務”的良苦用心換來的是，為下所敬，為上所望。
張果喜像經營企業一樣經營自己的人生。緣于這種理性經營，他這個草根富豪才能紅起來，紅這么久。
至于張果喜還能紅多久，答案其實已經很簡單，既然做人已經沒有“問題”，那么他的果喜集團能夠火多久他就能紅多久。目前看來，只要主業不萎縮，多元化方面風險可控，果喜集團和它的掌門人張果喜還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紅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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