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VC 朱敏
【本文摘要】 聯想成立兩年，如今被視為中國企業界“教父級”人物的柳傳志帶領一小群科研所知識分子開始與商業生澀地對話與觸摸。
作為一個36歲才踏入美利堅國土、40歲才萌發創業沖動的創業者，朱敏的挑戰不僅來自創業與商業本身，還來自——一個中國人有沒有可能、如何可能帶領一個企業從無到有、由小到大匯入美國商業主流？他會在這個過程中為企業融入什么亞洲特點、中國元素嗎？
20年前，人們還不怎么將世界連成一片去思考問題，容易將自己所在的時空認為——“這就是我們所在的世界”。1986年，當時的中國社會對“企業家”這個概念普遍懵懂與疑惑——何謂“企業家”？人們只知道“廠長經理”；1986年，聯想成立兩年，如今被視為中國企業界“教父級”人物的柳傳志帶領一小群科研所知識分子開始與商業生澀地對話與觸摸。
可是關于中國人的商業與創業，還有另一個1986，另一個二十年。
那就是，當一小撮中國人以本土創業的方式開始構筑自己的商業世界，那些改革開放后第一撥遠赴重洋的中國留學生從一個摒棄與壓抑商業多年的國度一頭扎入其商業體系業已相對完善與成熟的社會，經過頭幾年的“文化沖擊”(Culture shock)，有的人在異國找到、掌握了在當地創建商業的切入點與路徑。
這期封面故事要向你講述的朱敏和他創立的網訊，是其中令人矚目的代表。1986年，是朱敏萌生在硅谷創業念頭的年份。
不用說，這些受過最好教育的中國人創立企業的領域與方式，和早年的海外華商已有了質上的飛躍與區別；不用說，這批中國人以及他們創立的企業集中在——美國硅谷。
在整個八九十年代，那是一個和中國本土截然不同的商業世界，從語言到隱藏在語言背后的思維方式，從企業長大的路徑到支撐這條路徑的社會體系。1940年代出生的朱敏和柳傳志同屬一代人，卻在不同的商業環境下迎擊著不同的商業課題。當柳傳志盡心竭力地為聯想改制設計“拐大彎”的路線時，朱敏最擔心的是自己這么一家小公司怎么才能在IBM、微軟的巨人身影下近距離存活；當“聯想”品牌成為聯想人矢志不渝的追求與生命線，朱敏從創業伊始便清楚知道自己辦公司的目的是要把它做好然后賣掉——這是絕大多數硅谷公司的路線圖；當柳傳志和倪光南進行著中國式的、所謂“企業家與技術家”的纏綿博弈，朱敏和其他華裔創始人一樣，直接面臨著著外族、移民創業家的重重“天花板”：在那個年代，VC肯不肯把錢投給一個中國創業者？公司上市后，董事會是否還有信心、愿意讓一個華人繼續在董事長或者CEO的位子上呆下去？
作為一個36歲才踏入美利堅國土、40歲才萌發創業沖動的創業者，朱敏的挑戰不僅來自創業與商業本身，還來自——他是一個受中國文化與教育熏染成長的外來者，一個中國人有沒有可能、如何可能帶領一個企業從無到有、由小到大匯入美國商業主流？他會在這個過程中為企業融入什么亞洲特點、中國元素嗎？
長期以來，國內商業媒體忽略了對朱敏們的關注與講述，是因為朱敏與網訊們的故事湮沒于硅谷成千上萬個類似的創業故事中，是因為他們的成長與顯著突出需要時間，是因為那個世界和我們這個世界并沒有真正發生關系。
而現在，把他們推向本土讀者視野的時點到了。
我們可以看到，最近幾年來，中國大陸背景出身的創業者在硅谷創辦的企業陸續結出碩果，前所未有，要么上市后企業達到十幾億甚至幾十億美元市值（如陳宏創辦的Gric），要么以幾十億美元的價格賣給世界級公司（鄧鋒創辦的NetScreen在2004年賣出40億美元，朱敏創辦的網訊在2007年以32億美元賣出），如僅以數值衡量，這些收購案的量級輕易超過聯想收購IBM PC部門（17.5億美元）。
更重要的是，將企業上完市、或者賣掉企業后，這批人開始前前后后地回到中國，以不同的方式與切入點啟動他們人生中的第二輪創業。和數年前以張朝陽為代表的海歸留學生創業者不同，朱敏、陳宏等人歸來時是已經在海外創業成功的企業家。他們背后的資源、對本土商業的影響，起碼從起點上就比前些年的海歸留學生高出許多。
去國已久、中國巨變，此番歸來，他們勢必經歷又一次culture shock，他們在中國的再創業，不可能人人一帆風順、一擊而中。
不同的是，這個世界和那個世界已不似20年前那般割裂，兩個世界的相互張望、交流與了解更加頻繁、深入。無論是工作語言還是思想觀念，無論是技術起點還是資本平臺，此“世界”與彼“世界”都在日益緊密地結成一片。硅谷的資本、技術與商業模式如水銀泄地般鋪向以色列、臺灣新竹、上海、北京，適逢二三十歲的中國企業正普遍受困于成長的瓶頸中，這兩個世界的相遇與連接，會揭開比前二十年更加精彩的篇章。朱敏們的故事，不再徒具遙遠的意味。
朱敏，59歲，浙江寧波人，36歲之前在中國曾從事的職業包括：農民、建筑工人、鄉鎮企業廠長、冰箱廠工人，36歲之后在美國做過公寓管理員、園丁、電腦工程師等。1991年在硅谷創建Future Labs公司，5年后以1300萬美元出售，之后創建WebEx（美國網訊），2007年被思科以32億美元溢價收購。
跌跌撞撞的起點
“創業”的概念開始闖入朱敏腦海是在他到美國后的第三年——1986年，他38歲。
朱敏是被“文革”耽誤（或者鍛煉？）的那一代。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后，29歲的他考入浙江大學學拖拉機制造，畢業之后經過短暫工作，他再次考入浙大讀碩士，不久后成為“文革”后第一批公派出國留學生。朱之所以選擇斯坦福大學，因為“這是一所從經濟管理角度談工程的大學，很對脾胃。”1984年，有志中年朱敏一頭扎入美利堅的懷抱。
1986年，朱敏還在斯坦福讀書。聽說朱敏幫IBM寫過程序，一個做ERP產品的公司通過朋友找到朱敏，希望他能協助處理一個技術問題。從來都沒聽說過“ERP是什么”的朱敏經過一番鉆研，居然成了這家公司里的技術權威。但參與這家公司的過程給朱敏最大的收獲，不是讓他在技術上認識了ERP，而是不久之后，他看到了他前三十多年在中國從來沒有見識過的企業生命輪回方式——這家叫做AFK的小公司被一家大公司收購。后者是美國ERP市場上近于壟斷者的一個角色，不斷有員工從它那里跳槽出來，推出功能類似、價格更便宜的產品，這家大公司再把它們悉數收購。
這讓朱敏心里一動，心想，“我也做一個公司賣給它，不是很好嗎？”
他觀察到當時打印ERP報表是件費時費力的工作，于是咨詢了20多家IT公司負責人，如果他能搞出提高這一環節效率的軟件對方要不要，得到的答復是5000美元一套也沒問題。但是當朱敏立志創業時，他發現硅谷尤其是VC的門對他這樣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40歲的中年人是緊閉的。“中國概念”在硅谷受到看重甚至追捧，那是20年后的事情。
好不容易，有位朋友給他介紹了一個臺灣商人，閑聊中對方對大陸農村的不屑傷及朱敏的自尊，融資告吹，他的第一次創業嘗試無疾而終。
之后，朱敏參與創辦了一個做工業系統控制軟件的公司。在這里，朱敏結識了他后來創業生涯中第一個“親密”搭檔——一位新加坡人，惠普駐遠東地區前高管，在亞裔商圈中名氣很大，此人當時是這家軟件公司的合伙人。
離開這家公司后，朱敏開始思考企業級的網絡互動，將其稱為“白領工人的流水線”，目標是提高商業社區內實時的共享與協作。他把兒子和女兒動員起來在家里做了一個小局域網，嘗試搞出一個樣本：兩臺電腦可以共同修改一個圓，他將之稱為“多點式資料協同處理軟件”。樣本成型之后接下來的路卻不知如何走下去，他所熟悉的圈子中并沒有合適的創業伙伴，于是拉那個新加坡人入伙。他們跑到新加坡找到兩個朋友拉到7萬美元，合伙人出資6萬，朱敏也投入少量資金。兩次融資都需要回到新加坡，說明合伙人在美國并沒有豐厚的資源，但這一點最初并沒有引起朱的注意。
1991 年，Future labs成立，這是第一家真正與朱敏血脈相連的企業，他在其中有30%的股份。
公司成立沒幾天朱敏去拉斯維加斯參加一個行業內的展銷會，意外發現IBM正在大規模推銷同樣產品。朱敏心里說，“這么一個龐然大物打我們，肯定完蛋了”。另一方面他也確定自己選對了方向，于是硬著頭皮往前走，當時的感覺是公司每天都可能死掉。
他事業中的第一個“天使”在這時出現了，有位投資人主動找到Future labs ，“我很喜歡你們的產品，要不要投資呀？”，朱敏連聲說“要、要、要。”對方問要多少錢，朱敏大著膽子報了100萬。投資者毫不猶豫，“好，占你們多少股份？”朱敏想了半天，“給你25%怎么樣？”“今天晚上就簽約！”對方留下一句話就走了，留下朱敏在那里發呆：怎么會這么容易呢？
拿到這筆資金的第二天，第二個機會接踵而至，某大公司也看中了Future labs，提出要以400萬美元收購，朱敏可以留下來，有100萬的獎勵，第一年把新一代產品做出來之后再獎勵100萬，朱敏一想這也不錯，賣掉公司馬上可以變成百萬富翁了。他與合伙人找到投資者說，不好意思，現在把100萬退給你，另外再給你50萬怎么樣。對方將他們臭罵一通，“你們這個小子怎么這么沒出息，給一點點錢就想逃走了，你們知道這個公司的真正價值嗎？”
朱敏沒好意思把股份硬要回來，他問合伙人市場怎樣？新加坡人說，“他這么有錢，在后面撐著我們，沒問題，我肯定能賣掉產品。”
真正的災難降臨了。不久后英特爾宣布同類產品將是其未來方向，并計劃投入1億美元，“我們100萬美元，他們1億美元，這怎么玩？”不僅朱敏慌了，投資人也著急了，說這一次你們死定了。新加坡合伙人出了個辦法，將100萬美元全部打廣告，認為只要廣告打出去銷售馬上能起來，Future labs就能成為10億級的公司。朱敏心說哪有這么容易，但也不知道怎么做好，索性就搏一把吧。
一時間，Future labs的廣告滿天飛，100萬美元很快燒光，最初市場部門電話鈴響成一片，但三天之后又沉寂下來。6個月之后，投資人過來開董事會，一看這種狀況，不客氣地說，“你們真沒用”，象征性地退了1塊錢，股份也不要了。
這時朱敏漸漸感覺選錯了搭檔，盡管雙方在交流和文化上沒有障礙，但新加坡合伙人過于堅信在惠普時積累的經驗，而那套亞太地區做市場的方法搬到美國來并不適用。
之后三年是個痛苦而漫長的過程，他們靠5萬、10萬的零星融資勉強支持，朱形容，這是沒有任何興奮點的三年。為什么要堅持這么久？“我也不知道，就一直挺在那里。”
外界列出的網訊創始人名單上，朱敏妻子徐郁清的名字經常被遺漏。
來美國之前，徐是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剛到美國的艱難歲月里，徐是勤奮儉樸的東方賢淑女性，很快，朱敏發現妻子還有另一種天賦。
1990年之后，生活逐漸安定，徐郁清內心卻越來越不平靜。“在硅谷，身邊的華人多數都從國內名校出來，到了美國又在最好的學校畢業，真的感覺個個都比我能干。”
1994年2月份，剛剛過完生日，徐郁清飛回北京。她看到可以在兩個方向幫助朱敏，她認為Future labs的產品在中國也會有市場，另外希望能在中國找到能幫朱敏寫程序的人，讓他不至于這么辛苦。從此，一個月在中國，一個月在美國，她開始了長達兩年的奔波。做演示需要兩臺電腦，買不起筆記本電腦就拎著兩個主機到處跑。
那時Future labs的產品基于電話線傳輸，對中國來說太前沿了，基礎設施還沒有跟上，推銷市場失敗，可是另一個目的卻達到了，她在清華、北大、浙大找到了大量人才。她和朱敏商量，把這些人帶到美國來就可以再辦一個公司。
1996年2月份的一天，朱敏陪徐郁清把去機場接人的路熟悉了一遍，第二天，她自己接回了第一個員工，“silver”就此創建，這就是網訊前身。之后陸陸續續從國內來了30多人，最初silver從大公司里接外包項目來做，一方面練兵，另一方面維持公司運營。
在此前后，由于互聯網之光照亮硅谷，潛在的買家開始對Future labs感興趣。最終，1996年，Future labs以1200萬美元賣給了Quarterdeck公司，朱敏在這家公司鎖定工作一年。
“IC”
朱敏把在美國怎么做企業像練拳一樣真正打完一個套路，刻骨地感覺到，如果不能選擇合適的合作伙伴，如同在高速公路上靠后視鏡認路一樣危險。而作為一個在硅谷創業的外族創業者，搭建一個異國異族、多元化的創業團隊遠比一個內部用中文溝通的華裔團隊更能喚起VC們的興趣。
就在這一年，成就他事業顛峰的種子以意料之外的方式發芽了：Quarterdeck收購了他的公司，他“拐走”了Quarterdeck的高管。
蘇布拉·埃亞（Subrah Iyar），印度裔，曾效力于蘋果，在Quarterdeck負責收購之后的整合。除了Future labs，這次Quarterdeck一并收入囊中的還有三家小公司，蘇布拉發現Future labs與眾不同，在另外三家公司中他都找到了富有魅力的創始人，但是，他和Future labs的美國高管及新加坡合伙人交流之后感覺對方都不是創新思想的原型。
朱敏已打算離開，故在公司中刻意低調，但有一天與蘇布拉偶遇，兩人交談了3分鐘，蘇布拉興奮地大喊，“就是你這個家伙！”蘇布拉自己也想創業，但缺少技術型伙伴，朱敏正是他尋找的人。
“他和我就像兩個交叉的圓，重疊的部分互相理解，而其他部分可以互補，例如我的戰略思想也很好，但相比之下他更高明一些，而且他善于談判，銷售和營銷經驗豐富，這對我很重要。”朱敏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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