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沒有完美。有的人說楊瀾你一直很順利，我都只是無奈地一笑。我沒有辦法跟每個人去解釋我的艱辛和失敗。從2000年到2005年，長達5年的時間，我都曾經處于這種狀態。無論從事業上還是心態上，都是如此。
1996年，我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成回國。當時，美國幾大電視網都希望我去做他們的出鏡記者，報道亞洲事務和美國華人社區，但我覺得，這和我想做的事情還有一段距離。我對自己的職業定位就是文化行業，這和IT、商業、金融和工業都完全不同。我去美國的時候就知道我是一定會回來的。結婚的時候我就跟吳征說，你在美國已經有自己的事業，但我將來肯定是要回去的，你要想清楚。他說，我跟你回去。那時候媒體報道用了“毅然決然”這4個字。我覺得這幾個字用在他身上倒是合適。他好像放棄了什么，可我并不需要放棄什么。
1997年，我一整年都沒有工作，就是生孩子、帶孩子。1998年，我剪短了頭發，去了香港鳳凰衛視，開始做《楊瀾工作室》。
我采訪的第一個人物就是王光美。無論從節目還是人生層面，她都是一個對我有極大震撼的女人。通過做她這期節目，我真正確立了一點——我做節目是為了記錄人和時代的關系，我希望以采訪人物的方式來記錄歷史。我大學主修英語，輔修國際經濟，但是對歷史的愛好是從中學就開始的。我喜歡蘇東坡、羅斯福和丘吉爾，很早就看過尼克松寫的《領導者》那本書，也看過法拉奇的《世界風云人物訪談錄》。高考的時候，我曾經最想報的就是歷史系。這些都潛移默化地對我的職業理想產生影響。
我有文化理想，我覺得中國需要有一個有文化感和價值感的電視平臺。我想到了，就去做了。2000年，我做了陽光衛視，制作和播出以紀錄片為主的電視節目。
我做企業有點誤打誤撞。我是個做內容出身的人，沒想要做渠道，好像也沒想做多大的商業鏈。我做企業的出發點就是想做內容，然后為了這個內容來配備一個相匹配的運作機制。這有點想喝杯牛奶就自己養頭奶牛的意思。因為市場上沒有賣這杯牛奶的，你就必須自己養奶牛。但是我并不覺得這是一種時間上的浪費。時間久了，你對養奶牛的事業也產生了一定的興趣和感情。奶牛有奶牛的意義。慢慢地，你看到周圍這片草原上還有很多和你一樣的人，他們也養著自己的一頭或者一群奶牛，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產業。
當然了，我這是有點難為自己。我大學學過國際經濟，但這和真正做企業完全是兩回事。我為了養這頭奶牛，做了自己不完全喜歡、起碼是不完全熱愛的事情。中國不像美國。美國的傳媒系統已經非常完善，你只要做自己最擅長的工作就可以了。但上世紀末，中國傳媒從過去的僵化體制到逐漸開放，它需要很多鮮活機制在運作成長，才可能有市場，才可能有個體的創造。這就是這個時代的特點。也許再過30年，我就不需要做這樣的選擇了。
吳征一開始就是鼓勵我的，但是對我來說，從做節目到做企業，這個轉型極其困難，一開始就摔了個大跟頭，就是陽光衛視。現在看來，我的文化理想的沖動，遠遠大于我的商業和企業管理的知識水平和認知水平。
我在陽光衛視創建的最初，就沒做好商業判斷上的準備。一開始我就按照整個一個電視臺的建制，在香港做了很大的、耗資數千萬的電視制作中心，有大量的原創節目，每年幾百個小時。其實這是不符合市場規律的。紀錄片是一個小眾市場，又是基于一個境外衛視不能夠完全落地的現狀，我當時應該更多地以采購節目為主，減少制作成本，盡量不要做這么多的原創和這么大的制作中心。
這就說明我的幼稚。在商業上當時我是很幼稚的。我還記得，當我非常興致勃勃地讓吳征去參觀我剛剛建好的制作中心的時候，他嚇了一大跳，當時他就跟我說，我沒想到你們拉了這么大一個攤子，是要出事的。
前后有5年的時間吧，我很累。關鍵是當你的商業模型不對的時候，你會越做越累，并且事倍功半。現在看來，一開始這個公司其實從資本運作上也存在問題。這樣一個收入模型還沒有得到穩定來源和實踐肯定的公司，一下就上市了，然后上市又對財務報表有要求，這使得你在短期的營收和長期的戰略定位上經常產生矛盾，實際上是給整個經營團隊帶來很大困擾，也給我自己帶來很大困擾。
那幾年，我哭過很多次。吳征他是知道我的，我有這份文化理想。在陽光衛視后期，他跟新浪、貝塔斯曼等公司做了一系列資本操作。雖然有很多人質疑他說，他是不是喜歡資本操作，但其實他是希望用資本操作的方式引進不同的合作伙伴，同時也讓這個衛視平臺能夠撐得更久一點。我理解他的這份苦心，其實這也是說明他對我的愛吧。我覺得是。所以回頭想想，他也非常不容易，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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