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說服我放棄的還是吳征。他說，文化理想可以有很多種實現方式，但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下，你的商業模型又出了問題，出于投資人利益考慮，你也應該學會放棄。我一開始不愿意面對和承認，前后有3年，反反復復。我也跟他吵過架，埋怨他做出了錯誤的商業決策。那時候我們在上海住得多。有一次，在上海的家里，他很嚴肅地跟我談這個事情。他說，你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但是你現在必須要變成一個現實主義者，你要考慮這個問題，你退出就是對這個事業、投資者和現有平臺的一個最好的負責任的方式。
他這個話對我是很大的刺激，讓我覺得，我得有足夠的勇氣來面對自己。我終于做了決定。2003年夏天，我把陽光衛視賣掉了。
我至今也不覺得陽光衛視是一種文化上的失敗。它商業上失敗，但是有文化價值。畢竟那之后才有了中央電視臺和地方電視臺的各種紀錄片頻道和人文頻道的出現。我經常被人嘲笑說，是用個人的一個商業行為，來完成一個國家該做的事情。
去年在世博會的一次活動上，我碰到王石，他還主動跟我談起陽光衛視的事情。他說陽光衛視有它的成功之處，它是一個開創性的事情，是第一個吃螃蟹的，嘗試了一種文化和商業的結合，雖然商業上不成功，但是為后來的人指出了哪條路走得通、哪條路走不通。我不是一個溢于言表的人，但是你做的一件事情過了那么久還有人記得，并且有人肯定，我覺得很溫暖。
我現在感到很慶幸，做陽光衛視的時候我才30歲，算是很年輕。在輸得起的時候輸一次也沒什么，30歲失敗總比50歲失敗來得好點兒吧。但是當時，這件事情讓我有極大的挫敗感，甚至接下來的兩三年都沒緩過勁來。我的精神勝利法就是不停地工作。我發現，工作是帶給我平復的最好的辦法。我繼續做《楊瀾訪談錄》，2006年開始做《天下女人》，后來，又有了天女網、瀾珠寶和其他業務。
對于公司來說，這次失敗也是一次完成戰略轉型和業務調整的機遇。公司過去是一個平臺的運營商，在陽光衛視出售以后，它就變成一個內容提供商。但我在這之后慢慢看清媒體市場的走向：在一個整合媒體的時代，單一的媒體平臺是不能夠滿足市場需求的。無論是品牌的推廣還是商業的合作，都需要一個整合媒體的概念。“整合”現在變成一個很時髦的觀點了，應該說我在2005年的時候就很清晰地看到這是一個發展的趨向，而且正因為我沒有一個平臺去經營的時候，這個又變成了唯一的商業出路，所以我們比較早就開始多媒體經營和戰略的轉型。現在看起來，這種預見還是正確的。
我們目前有三大業務板塊。一個是以《楊瀾訪談錄》品牌為核心的精英階層影響力社區。一個是以《天下女人》品牌為核心的都市白領女性影響力社區。第三個是我們在近些年拓展的新業務——承接地方城市大型活動和演唱會的制作。我們不僅是制作者，還會把城市文化推廣和背后的立體宣傳作為一種服務提供出來。這是公司成長性很快的業務。到2011年，這種大型活動和整合傳播會占到公司一半以上的收入。此外，我們還有實體珠寶店、網絡影視劇平臺、信用卡開發等關聯業務。這些業務都不是獨立的，都和我們網絡上的整合營銷、整合傳播捆綁在一起。
公司現在平穩發展，到2012年會具備更大的商業規模，這也得益于我過去四五年的積累。其實，我并沒有想要做多大。可能吳征是做投資和金融的，有時候他會注重一種資本放大效應。但我做媒體還是喜歡踏踏實實的，對我來說，適當的規模和優秀的品質要比單純的規模重要得多。不過后來我也發現，當你建立一個機構之后，這個機構會有自己的需求，它會成長，并且開始有自己的欲望。
去年，我做了《楊瀾訪談錄》的十周年慶典。10年前的楊瀾還比較順利，就是個乖乖女。如果見到那時候的楊瀾，我會問她，是不是敢做一些挑戰性的，甚至叛逆的事情。事實證明，這個叛逆性的事情，楊瀾后來果然做了，并且是對整個電視行業現行體制和運營方式的某種叛逆。
這10年的經歷讓我開始重新認識自己。前幾天，我帶我的孩子去美術館。那兒陳列了很多民間工藝品，其中有一種就是民間做饅頭的那個范子，上面印個小魚，印個小雞，然后把它蓋在饅頭上面，饅頭上就會有這個印子。我就覺得，我楊瀾特別不需要去做一個范子。所謂模范，其實一個模字一個范字，我覺得特別不需要做那些東西。
這些年我最大的體會就是各有各的精彩，每個人都可以活出自己來。我就做我自己。我的喜好，我的為人，骨子里的東西從來沒有改變過。我的企業我自己說了算，我的節目我自己說了算，我沒必要按別人的需求來塑造我自己。當然，我這些年也多了一些世故，也知道怎么保護自己，也多了一些見識，看到過很多場面，也更淡定，但是歸根到底，你要是能夠做自己，那么所有這些失敗的經驗都很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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