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貴州仁懷市赤水河畔的茅臺鎮,群山環峙,形勢險要,是川黔水陸交通的咽喉要地。赤水河水質純潔清甜,含有少量礦物質,正好釀酒。茅臺酒正生產于此。
醬香型的貴州茅臺酒,馳名中外,卻不料成為今年全國“兩會”上爭議的焦點之一。
在今年的兩會上,針對因采購茅臺產生的龐大公費開支,部分“兩會”代表委員提交了《關于禁止使用公款消費茅臺酒的提案》,引發社會熱議。但“三公消費不喝茅臺應該喝什么酒”和“公款消費不喝茅臺喝拉菲更貴”的說辭,更引發了社會上的廣泛爭議。
緊隨其后,又有多家媒體引用市場傳言:茅臺酒的生產車間與窖藏的庫房都有編號,哪些編號對應哪些機構都是有詳細的規定,比如說供應省部級以及更高級的用酒,都出自不同編號的車間與酒窖,其中的奧秘就在酒瓶上的那條紅飄帶的標號當中。
無論拉菲是否能“替代”茅臺,還是酒瓶、紅飄帶、編號是否蘊藏茅臺其中奧秘,或其代總經理劉自力的“三公消費應該喝什么酒?”的反問,都將近年來備受爭議的茅臺酒,再一次推到了輿論的中心。
而3月12日,時代周報記者在茅臺鎮采訪期間,了解到茅臺酒今年將繼續申報奢侈品牌,并為了打假“瘦身”專賣店。
茅臺的蛻變
茅臺,顧名思義,在貴州話里,就是長著茅草的臺子(高地)。茅臺酒,就是在長草的臺子上面釀制的酒。大名鼎鼎的茅臺酒就是這么非常簡單的來歷。
采訪中,在赤水河邊長大,如今就挨著茅臺集團邊上釀自己的“茅臺”、對茅臺集團熟悉至極的武永義這樣向時代周報記者介紹茅臺。
武永義告訴記者,茅臺酒雖然歷史很長久,但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了,茅臺集團仍連一個完整的大院都沒有,雞啊豬啊什么的,隨時都可以“昂首挺胸”鉆入茅臺酒廠區里面覓食。那時一個是產量低,再一個就是社會上沒有現在這種大吃大喝的風氣,所以也不知道什么是金貴。
記者查閱的公開資料顯示,1949年末貴州剛一解放,中央就來電,要求貴州省委、仁懷縣委要正確執行黨的工商業政策,保護好茅臺酒廠的生產設備,繼續進行生產。貴州省根據中央的指示,對成義、榮和、恒興三家燒房在經濟上給予有力支持,幫助其發展。對其老板還給予政治待遇,在人民政府中安排了職位。1953年,貴州省將最大的恒興燒房收購,并將另兩家燒房合并進來,成立了國營茅臺酒廠。政府隨即調入得力干部,投入大量資金擴大生產規模。
1949年10月,開國大典前夜,茅臺酒就進了中南海懷仁堂,共和國的開國元勛們以此互為敬賀。據中新社報道:開國大典當晚的開國第一宴在北京飯店舉行,主酒為茅臺。國運興,國酒興,當年為紅軍療傷洗塵的茅臺酒終于成為共和國的“開國喜酒”。
茅臺酒雖然在1949年之后,即使是在“三年災害”和“文革”中也沒有停止生產,但產量和現在相比,簡直是九牛一毛。
資料顯示,在1959-1961年三年期間,茅臺酒產量為2079噸,其中,出口換取外匯是139.86噸,國內消耗1939.14噸。
在這三年中,最高產量是1960年,那一年,茅臺酒產量為912噸。在武永義眼中,912噸,就是現在他自己作坊的一半年產量。
茅臺酒開始逐漸華麗轉身,是從季克良上任開始。
季克良,江蘇南通人,1939年出生。1960年考入無錫輕工業學院,學習食品發酵專業。1964年被分配到遠在貴州的茅臺酒廠工作。從第一次踏進了茅臺酒廠的大門起,直至2011年退休,季克良從初進廠的小季(技術員),漸成老季(總工程師),最后成為季老爺子(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總工程師)。
季克良進去茅臺酒廠那一年,茅臺酒的產量為220噸,創歷年最低。至1981年,季克良被任命為副廠長,1983年成為茅臺酒廠的廠長。 也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茅臺開始漸漸進入中國百姓視線,隨之而來的是利潤的增長,從1999年到2010年茅臺年銷售收入從6億元上升到150多億,到“十二五”末,計劃銷售收入可達500億元。到20世紀90年代末,茅臺酒連續14次榮獲國際金獎。
1998年5月,季克良被任命為公司黨委書記,集黨委書記、董事長、總工程師于一身。 2001年8月27日,貴州茅臺掛牌上交所,并在之后成為中國A股市場為數不多的“百元股”之一。這一年,茅臺酒廠實現了產量6000噸。
2003年,茅臺產量首次突破了1萬噸。伴隨季克良稱呼的改變(小季、老季、老爺子),茅臺酒產銷量逐年增加,身價也開始倍增,從上世紀60年代的5元、6元直至如今的1800元。記者注意到,從2005年到2010年,五年間,茅臺酒就有過六次集中而頻繁的大規模提價,而最近一次漲價就是在2011年中秋節前后。
英國《金融時報》發布2008年全球上市公司500強企業排行榜(FTGlobal500)—國酒茅臺榜上有名,列全球500強企業排行榜第363位,在全球飲料行業排名第9位。這也是中國飲料行業唯一上榜的企業。2010年11月中國酒類流通協會主辦了第二屆華樽杯中國酒類品牌價值排行榜,茅臺以531.46億元,超過五糧液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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