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走在路上的央企改革，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開始進一步提速。
消息人士向《中國經營報》記者透露，“2014年，國務院國資委可能會在78家鋼鐵、煤炭、建筑、食品、汽車等競爭性央企中，合并10家企業左右”，其目標是促進分類監管的實施，在實現“一企一策分好類”之后，第二步就要重組，組建資本運作平臺，形成“國資委－平臺－企業”的三層架構。
記者從國資委官方未能直接驗證這一消息的可靠性，不過，2013年12月29日，國務院國資委召開“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工作會議”，國資委副主任、黨委副書記黃淑和的講話似乎透露了這種可能。
在題為“以管資本為主深化中央企業業績考核”的講話中，黃淑和副主任進一步強調了分類監管的重要性以及可行的方式方法，并在講話最終著重強調，“企業因重組整合、淘汰落后產能、清理低效無效資產而對當期經營業績產生重大影響時，國資委在考核目標確定或考核結果核定時將予以酌情考慮”。
據來自國資委內部人士表示，“對企業重組可能造成的業績影響在考核上給予酌情考慮，以前從沒有這樣強調過，這應該是為下一步穩步推進央企的整合鋪路。”
混合所有制助推央企重組加速
有消息顯示，除了能源等保障性行業之外，其他競爭性行業的央企都可能要面臨重組。
“區別于此前單純央企之間的重組合并，這種重組更側重引入多種所有制經濟，其目標就是要加快國有企業股權多元化改革，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業內人士表示。
事實上，自從國資委成立以來，中央企業一直處在重組的進程之中，央企的總數量也在逐年遞減，但是重組的速度有明顯減慢的趨勢。
2003年國資委成立伊始，第一任國資委主任李榮融提出，要培育30～50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這是我一生的夢想”，由此開始了央企重組的加速度時代。
這是一場舉世矚目的央企重組大戲，但基本上只限于央企內部企業之間的重組。“十一五”期間將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這些行業和領域是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當時設定的目標是至2010年，將196家央企數量隨之縮減至80～100家。
然而，央企數量尚未縮減到100家，央企自愿重組的內生動力就已經不足。此后，央企重組開始進入國資委主導時代，但略顯強硬的“拉郎配”方式終究不是市場化的操作手段。王勇時代，國資委對央企重組進一步提出“成熟一家重組一家”的思路，央企重組的速度開始下降。
截至2013年3月8日，國資委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央企共116家。而在此后國資委負責人的發言中，對央企數量的強調明顯被弱化。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提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要服務于國家戰略目標，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重點提供公共服務、發展重要前瞻性戰略性產業、保護生態環境、支持科技進步、保障國家安全”。同時要求要“準確界定不同國有企業功能”。
這相當于為央企的重組式改革提出了新的命題，據此，國務院國資委很快做出應對和部署，提出了四種企業不同的改革思路。
這四種改革思路是“第一，涉及到國家安全的少數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可以采用國有獨資的形式。第二，涉及國民經濟命脈和重要行業及關鍵領域的國有企業，可以保持國有絕對控股。第三，涉及支柱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等行業的重要國有企業，可以保持國有相對控股。第四，國有資本不需要控制可以由社會資本控股的國有企業，可以采取國有參股的形式，或者是可以全部退出”。
由此，鋼鐵、煤炭、建筑、食品、汽車等競爭性央企成為了重組的首要目標，而其行業企業的央企數量在央企總數量中也幾乎占到了2/3的數量。
在安邦咨詢看來，從“管企業”到“管資本”是比較大的改革，需要建立新的國有資本投資和運營公司，這涉及到利益調整、人員安排、資本安排、權力轉移等等，不僅難度更大，而且需要進行系統設計，改革操作將更加復雜，而且還要超越國資委的權力范圍。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為國企改革定調之后，不少律師、會計師行業的專業人士就對此保持密切關注，有接近國資委高層的人士甚至向記者表示，“這種以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為目標的改革可能會在6年之內就會完成。”
央企資產轉讓進場交易出新規
來自業內的分析顯示：競爭性行業企業的同業合并，除了會成為央企重組的方向之外，在地方國企改革中，類似的資產重組步伐也可能會成為主流，即以同業合并、突出主業為主，推進資產同質、市場同向的國資重組。
作為國資重組的最敏感問題，資產轉讓的透明性與公允性是關注的焦點，如何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避免流失，也就成了國企改革方案落地的一個重點。
1月7日，國資委產權局在國資委網站發布《關于中央企業資產轉讓進場交易有關事項的通知》，在國資人士看來，“這個通知，不但有助加速即將啟動的央企重組，同時也可能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國企總體改革方案的一部分。”
根據這一通知，“資產轉讓按照有關規定需進行資產評估的，應當進行評估并履行相應的核準、備案手續，首次掛牌價格不得低于經核準或備案的資產評估結果。”同時規定，“如擬確定新的掛牌價格低于資產評估結果的90%，應當獲得相關資產轉讓行為批準機構書面同意。”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首次強調了央企資產轉讓不得對受讓方的資格條件作出限制的規定，明確表示，“除國家法律法規或相關規定有明確要求的，資產轉讓不得對受讓方的資格條件作出限制。”
同時，為了避免了交易完成后多次支付的潛在隱患，通知要求“資產轉讓成交后原則上應當一次性支付全部交易價款”。
以管資本為主深化央企考核
盡管從“管企業”到“管資本”是比較大的改革，是塊“硬骨頭”，但剛剛結束的“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工作會議”即強調了“以管資本為主深化中央企業業績考核”的方向，這意味著，國資委“管資本”的動作有可能會從“考核”上先行入手。
黃淑和表示，國資委要以管資本為主進一步深化經濟增加值考核，在考核上要努力做到“三個注重”：一要注重資本投向，二要注重資本回報，三要注重資本紀律。
針對央企要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目標，國資委提出要“積極探索與混合所有制經濟相適應的考核方式”，提出“考核責任全覆蓋，無論采取何種股權形式，都要明確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的責任主體，產權延伸到哪里，責任就覆蓋到那里”。
同時，“分類考核”被重點強調，盡管國務院國資委自成立以來一直都非常重視對中央企業的分類考核，但伴隨國有企業股權多元化的改革，對國企功能定位的重新劃定，分類考核的創新和完善成為重點和難點。
黃淑和表示，“建立長效激勵約束機制是三中全會提出的一項重要任務。目前，中央企業實行的是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相結合的考核制度，年度考核和績效薪酬掛鉤，任期考核和中長期激勵銜接。從執行情況看，中央企業負責人的年度績效薪酬政策落實得比較到位，但與任期考核相聯系的中長期激勵尚未建立。”
同時，國資委鼓勵央企對此進行大膽探索，并強調探索過程中要牢牢把握三點，“一是中長期激勵應當與業績考核緊密掛鉤。二是應把企業是否創造價值作為中長期激勵的重要前提。沒有創造價值或經濟增加值沒有改善的，原則上不能實施中長期激勵。三是激勵的水平要適度，避免引發不平衡和新的矛盾。”
截至目前，央企總數量還有113家。而在這一階段，央企改革進入由外延式向內涵式的成長階段，管理提升成了央企改革的重要話題，但是，借助怎樣的內外部手段，能夠有效強化央企管理提升的效率，成為接下來央企改革面臨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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