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夏，一則《北大畢業生西安街頭賣肉》的新聞，曾在全國引起軒然大波，它講述了年近不惑的北大八九屆畢業生陸步軒，從國企下崗后落魄西安街頭操刀賣肉的人生經歷，首開大學畢業生與操刀賣豬肉行業的淵源。
9月23日，《現代金報》以《大學畢業生自主創業操刀賣豬肉》為題再次報道了類似新聞事件：魯東大學籃球專業本年度應屆畢業生宋春磊，成為了某一街巷經營“雙匯冷鮮肉”的攤主。
媒體稱，“與北大畢業生陸步軒不同的是，宋春磊他們不是迫于生活無奈才賣肉，而是經過多方考察后的主動選擇。更令人欣喜的是，宋春磊面對賣肉這份職業沒有絲毫的壓抑情緒，而是“運籌帷幄”，信誓旦旦要樹立一個大學生自主創業的成功榜樣”。
的確如此，與陸步軒心系“書桌”與“語言學研究”而落魄于市場經濟“漁市鬧巷”的人生際遇的沉重相比，宋春磊作為一名新生代的大學生，則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顯得輕盈自信而游刃有余，稱其事例為素質教育的良好典型，或者是當代擇業觀念下大學生自主創業的榜樣，自然都是言有其實、言之成理的。
但是，筆者固然為該事件所反映出的，即“當代大學生具備諸多優秀品質”的命題感到信服和欣慰，同時，也有幾點疑問與困惑。
第一，我們培養大學生的社會目的是什么？大學生固然有自主擇業的自由權利，然而，作為付出巨大投資成本的小家庭和大社會自然也有其“培養目的”，尤其是關系到國家人才儲備戰略的后者，從根本上決定了大學生教育在國民教育譜系上所處的環節，我們培養大學生的目的，即大學生教育所處的教育環節，只是為“操刀賣豬肉”行業提供從業人員嗎？
第二，根據人才市場規律的供求原理，我們的大學生是否真的豐富到了“嚴重供過于求”的地步？嚴重到“秀才操刀”？筆者在這里并無歧視體力勞動的意思，因為，即使現代教育起步較早的西方社會，大學生至今也算是“知識分子”，一個知識分子不能以知識為技能去謀生，反要仰賴“一周就可學會”的“操刀技術”，十余年的學校知識教育有何意義呢？唯一合理的答案是：我們國家的國民教育水平已驚人提高，實現了全民意義上的普遍高等教育。可這符合有目共睹的中國教育水平事實嗎？
第三，綜合前兩點，我們不妨來審視作為其根本的國民教育計劃又該如何。如果對大學生的社會培養目的只是“操刀賣豬肉”從業者，或者人才市場的供求原理決定了大學生只能成為此類從業者，何需勞民傷財費時費力的包括大學階段學校知識教育？無論出于對社會效益的考慮，還是出于解決“人才供過于求”的矛盾，不妨開設多快好省的“一周培訓班”。顯而易見，如果不是有貴恙的人，對這種國民計劃中的大學生培養一定會視作無稽之談。
總之，對大學生操刀賣豬肉問題，筆者欣然喜聞，如果它指代的是當代大學生“素質提高”和“就業觀念與時俱進”，同時，也有些不安，如果它深層意蘊指向的是作為國民教育關鍵一環的大學生教育存在著諸多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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