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最關注中國經濟的一位世界級的經濟學家，關于中國，他有過這么一段小幽默。他說，只要能夠給中國的經濟改革提供可行性方案，他就有能力獲得，或者他該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就在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學家試圖破解中國之謎的時候。我國的經濟總量逐漸超過意大利，又超過法國、英國。2009年，國家統計局發布最終核實數據，2007年我國GDP總量為人民幣25.73萬億元，約合3.38萬億美元，超過此前的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德國，德國當年GDP總量為3.32萬億美元。
然而，這樣的成就卻不得不面對另一個嚴峻的現實：那就是在我國經常會被人提起的兩道算術題，一道是除法：中國的任何一項巨大的成就，除以13億，都會變得微不足道；另一道是乘法：中國的任何一個小問題，乘以13億，都會成為一個無法想象的大問題。
龐大的人口基數為人們提供了看待這個國家的一種視角。事實上，除了人口眾多，在我們遼闊的國土上，因為地區發展不平衡、城鄉發展不平衡、工農業發展不平衡，人們也同樣難以簡單地看待這個國家。而種種不平衡所帶來的巨大差異，也像一個個謎團一樣，擺在人們的面前。
在首都國際機場，平均每2分鐘就會起落一架航班，超過5000萬人次的旅客吞吐量，使這里穩居世界十大最繁忙機場行列。不斷變幻的航班顯示屏和繁忙的飛機跑道無不折射出這里的活力與效率，以及撲面而來的繁榮。這是中國。
而在距離北京256公里的河北省康保縣的三義村，66歲的王榮和老伴就著一碗腌白菜和一盆煮土豆開始了他們的午飯。家中唯一的電器是這盞電燈，但也不常用，因為一個月不到2元的電費已經是這個家庭的一筆不小的支出。受土地沙化的影響，這里除了土豆很難種植糧食或是其他經濟作物。在三義村，像王榮這樣的貧困家庭并不少見。2005年，類似三義這樣的貧困村，在河北省與京津接壤地區中還有3700多個，貧困人口超過270萬。這仍然是中國。
我國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線和20000多公里大陸邊境線，領土南北跨越的緯度近五十度，東西跨經度六十多度，陸地面積960萬平方公里，內海和邊海的水域面積約470萬平方公里——這是一個廣袤的中國。
在我國，已發現的170多種礦產資源中，鎢、錫、銻、稀土等儲量世界第一，水力資源理論蘊藏量世界第一，煤炭、石油、黃金等的儲量也位居世界前列——這是一個富饒的中國。
我國用占世界7%的耕地、6%的水資源、4%的森林、1.8%的石油、不足9%的鐵礦石、不足5%的銅礦等資源，養活著占世界20%的人口——這又是一個負重的中國。
時至今日，中國農民依然是這片土地上最大的一個社會群體。7億2千萬，這個龐大的數字，意味著地球上每9個人中就有一個是中國農民。
我國當前共有資源型城市118個。近年來伴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源的開掘提速，約有2/5的資源型城市面臨資源枯竭。
我國1/5的城市空氣污染嚴重，在我國廣袤的農村地區，2006年仍有超過3億人無法獲得安全的飲用水。1/3左右的國土面積受到酸雨影響，1/3以上的國土面積存在水土流失問題，90%的天然草原不同程度退化。
2009年，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到1.69億，在全國總人口中所占比例約為13%，但我們的養老保障卻與實際需求有著不小的差距。
已經是工業大國的我們，在技術水平、管理經驗、產業提升，以及國際競爭力上仍然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
人口多、底子薄，曾經是概括中國國情最為人熟知的一句話，cye.com.cn但這句話現在已經遠遠不能描述出我國的基本國情。
胡鞍鋼——一位多年關注中國國情的學者，他對自己的國家有過這么一段感慨。
胡鞍鋼：從我個人的體會來說，研究國情就如同讀一部天書，天天讀，但實際上我們發現也讀得不是很懂，知之不多、也知之不深。因為中國太大、太復雜，它不僅每年在變化，每天都在變化。
20多年前，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的一本書《第三次浪潮》，向剛剛打開國門的中國人展示了這樣一幅未來的畫卷：跨國企業將盛行；電腦發明使在家工作成為可能；家庭模式格局將更為多樣……
時過境遷，人們發現，托夫勒的預言大多已成為了現實。有人曾說過：“托夫勒并沒有給中國帶來直接的財富，但他給了人們一個夢想和實現夢想的方法。”
但今天，阿爾文·托夫勒面對中國的巨變，卻感嘆所有的變化都超出了他的預測范圍。他說：沒有人能夠想象中國的崛起。這是一個神奇的時刻，變化如此迅速地降臨。是的，今天，再沒有人認為中國是一成不變的——變化已經成了中國的一個特征。
姚景源3
一些西方學者，按照他們的理論邏輯，曾經規劃了一條通往國家富強的道路，但當我們看這一理論在實踐當中的表現，我們會感到他們規劃的國家富強的道路并不是金科玉律，我曾多次到過拉美，我曾經目睹拉美這些國家，他由于按照西方所設計的那種經濟理論和發展戰略，最后他們走向經濟停滯，而經濟的拉美化在今天正是政策失誤的代名詞。
這是2001年阿根廷的一組新聞鏡頭，阿根廷這一年在全國范圍內發生的搶劫浪潮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動蕩，最終迫使阿根廷內閣集體總辭職。不久，總統德拉魯阿迫于強大的社會壓力，向國會遞交辭呈。總統走后，留下的是一個爛攤子：1320億美元的債務、高達18.3%的失業率。
面對連續蕭條和債務累累的阿根廷經濟，也許很難有人相信這個拉美國家曾經是二戰以前的世界七大工業國之一，處在相當于現在的日本的地位。而帶領拉美走向失敗的正是西方經濟學理論指導下的一項共識，被稱為《華盛頓共識》。
另一場讓人印象深刻的激進改革發生在我國的近鄰俄羅斯，自1992年1月1日起，一場以休克療法為模式的改革，在俄羅斯聯邦全面鋪開。這是離現在最近的一次大規模經濟改革。
“休克療法”的改革結果是眾所周知的。在長期的指令性價格及商品極度匱乏的形勢下驟然放開價格的閘門，導致了商品價格的飛漲，奔騰式的通貨膨脹洶涌而至。休克療法的失敗使俄羅斯GDP幾乎減少了一半，GDP總量只有美國的1／10。1989年，俄羅斯的GDP是我國的2倍強，10年后，僅為我國GDP的1/3。“休克療法”摧毀了俄羅斯原有的經濟基礎，使貧富差距急劇擴大，事實上這次改革使俄羅斯倒退了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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