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國已經近兩年了，讓“賽伯樂（中國）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朱敏突然間“名聲大噪”的，卻是前不久的一樁國際并購案：國際通信巨頭思科以32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全球商用網絡會議服務提供商WebEx。
自稱“80%的時間在國內；50%的時間在杭州”的寧波人朱敏，正是網訊的創始人及前任總裁。
在杭州，我們見到了這位旅居美國20多年，卻堅持使用中國護照的“投客”朱敏。
經歷曲折的風險投資人
現在的朱敏是賽伯樂的董事長也是美國NEA基金投資的合伙人；而在2004年之前，他一直以個人身份，為他“喜歡”的年輕創業者提供啟動資金。
確切來說，他現在一半是“天使投資人”，一半是被業界戲稱為“魔鬼投資人”的風險投資商。
同為投資人，“天使”多為自由投資者，往往以個人資金，幫助年輕公司迅速啟動，他們出手并不“大方”，對投資回報的期望值也不高。
而與之相對的，是組織機構嚴密的“惡魔”投資者，它以追求最大回報為方向，出手“大方”，通過專業化人才管理下的投資中介，向特別具有潛能的高新技術企業投入風險資本，同時帶入管理團隊和經驗，以實現利益共享、風險共擔。
而同新一代科技富豪“一夜成名”的傳奇相比，笑容爽朗的朱敏，其經歷更加曲折：
7年農民生涯，1年多建筑工人經歷，生兒育女數年后考入浙江農業大學；36歲叩響美國斯坦福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大門，并第一次接觸電腦；1990年，朱敏創辦了Future Labs軟件公司，是全球最早開始做多點式資料協同處理軟件的公司之一，但隨后，因微軟推出功能相同的免費軟件“NetMeeting”,1996年，他無奈地將Future Labs以1300萬美元的價格出售；同年，他創辦了專注視頻產品的軟件公司美國網訊，提供網絡會議軟件服務及支持，并成功于2000年在納斯達克上市。
創而優則投
2002年開始投資生涯的朱敏是個“天使投資人”，他往往憑著自己的直覺，決定是否給上門的創業者以機會。
這些投資，很多至今尚未收回，比如朱敏所說的，憑自己喜歡，給北京一家動畫公司提供的投資，至今未見成效。
也有的，則取得了較大的成功。比如，2001年，朱敏為位于杭州的一家“根本不明白在做什么”的公司，試探性地投入了幾十萬美元，3年之后朱敏突然發現，這個研制激光測試儀器的公司居然是一顆迅速躥升的新星，而它最近兩年的利潤率更是超過30%。
而朱敏從“游擊隊”狀態的天使投資人，到正規風險投資公司的合伙人，是2004年的事了。
當時，朱敏被他的老東家——管理近90億美元，并在當年投資過網迅公司的美國NEA基金所“收編”，正式以風險合伙人的身份加入。
這是來自中國內地的創業者首次在美國主流的VC公司做合伙人，并且受到VC同行的尊重。
而他，也正式開始了“一半天使一半惡魔”的投資路。他為NEA找到的上海展訊科技，已在去年被評為最佳投資案例。
經驗技術，也是“投資”
“我是一個幫助企業成功的人。”朱敏如此定義自己的身份。
出身于企業的運營和技術研發的朱敏，親身經歷過初創企業成長過程中的酸甜苦辣，和創業者有很多共同語言，他經常會舉出自己實際經歷過的例子，來指導創業者如何克服各種困難，“好像養小孩，養到20歲就體會到如果重新養會不一樣。”
“投資就像找對象，是找終身伴侶。對于我選擇的每家公司，我都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去思考其商業模式。所以，我沒有時間給每一家有潛力的小公司投資。”他有點遺憾。
朱敏說，他已經“花”了近6000萬美元，但只投資了10家公司，其中包括他非常看好的中國綠線公司，“這個公司超詞搜索的技術，類似微軟剛剛收購的語音視頻技術公司TellMe，提供的是類似114號碼百事通的服務，只不過，我投資的這個公司搜索的范圍擴大了，不限于互聯網、固定電話或手機，實現了三網合一。”
“作為風險投資人，要求回報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也希望我孵化的企業能夠上市，也希望我以后能夠每年都能孵化出上市的企業，在中國做出比美國更精彩的企業。我相信，中國會出現好多家國際一流的公司。”他解釋說。
退休去向：浙大研究院
朱敏告訴記者，他現在有兩個主要任務：第一是做風險投資，以他的賽伯樂公司為平臺，進行投資；第二，就是捐助。
“今年5月，我會捐助一筆款項給浙江大學，用來搭建一個‘浙大國際創新研究院’，其模式將參考斯坦福大學，做一個真正把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專門的研究機構。我將把斯坦福大學國際研究院的老院長和很多教授，請到浙大國際創新研究院里來，研究高科技的產業化，再開始研究原始的創新。當然，資金也是平行的——我們會資金、企業和VC資源一起調動。”
朱敏稱，當投資公司步入正軌，他就會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浙大國際創新研究院里，不僅研究技術創新，還要研究管理創新、思路創新等，“對我而言，沒有退休，研究院就是我的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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