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村級經濟發展的新路子
土地、區位、自身優劣,催生了“外三產、內工業”的戰略大調整,而這背后,抹不掉的是烙有革命性和時代性的個人印記。
九星發展之路:村辦市場
從九星村委會那幢器宇不凡的大樓看出去,縱橫交錯的道路兩旁,是鱗次櫛比的商鋪和住宅。
臨街的門店前,停靠著各色汽車,有轎車、也有許多小卡車,更有蹬著三輪車四處搬運貨物的工人忙碌地穿梭;而車子的牌照顯示它們來自全國各地:冀、晉、蒙、 遼、吉、黑、滬、蘇、豫……看到這些,會使人感覺置身一個全國大市場。
如果不是背靠上海大市場,九星會成就今天的模樣?記者問。
吳恩福反問了“上海城郊結合部的村子多的是,又為什么是九星發展得好呢?!”。
村級經濟的發展,是新農村建設中的重要內容。“事實上,受地理位置的影響,滬郊農村發展村級經濟的思路也各不相同。像近郊的閔行區七寶鎮九星村、梅隴鎮華一村,充分利用中心城市向外擴展的需求,為村級經濟找到新‘增長點’。”閔行區領導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這位領導介紹說,九星通過興辦大型綜合性商品批發交易市場,成就了今天;而華一村瞄準的是“樓宇經濟”—上海市閔行區梅隴鎮華一村地處漕寶路中段,緊靠漕河涇新興技術開發區,走資產經營路子,發展“樓宇經濟”,從1998年起,華一村躍入了上海市綜合實力百強村的行列。村里的標志性建筑華一實業大廈,引入佛跳墻餐飲、大江(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普利斯通輪胎中國總代理等公司入駐,年租金收入1600多萬元。
10年間,九星從一個全村勞力年均收入不足3000元的貧困村莊一躍而為上海市356個億元村之首。到目前為止,更是培育出500多個千萬富翁,涌現出四千多位創業老板。
“在九星村的發展進程中作為村官的共產黨員充分發揮了黨員的積極性和先進性。他們代表著黨的形象,是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帶頭人,也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監視基礎。”上海市委常委、秘書長范德官如是評價。
一個時代的個人傳記
村民的眼里,九星和吳恩福是連接在一起的。
1952年出生的吳恩福是土生土長的九星人,是個快意恩仇的爽快人,臉上總掛著憨厚的笑容。在九星村辦市場揚名上海灘之后,各種榮譽接踵而至;九星村民的生活也日新月異。但吳恩福每提及自己的身份,言必稱“我是農民的兒子”。
1966年,吳恩福初中畢業,考入七寶中學,但適逢文化大革命,再加上家里窮交不起學費,他便回家務農:種田、養豬、種棉花、搞副業,他都干過。有一陣子,搞糧棉高產的試驗,吳恩福種的11畝棉花地畝產皮棉213斤(當時平均一般畝產難超100斤),成為鄉里的掛紅花的模范,還前往各個村交流經驗。
而在1994年,干過五年生產隊副隊長、五年生產隊長、十年工業大隊長的吳恩福臨危受命,掌舵九星。
1994年,九星村勞力收入全年不足3000元,村子所辦的幾個聯營廠都經營困難,村子欠債1780萬,而村子的集體總資產不過2100萬,負債率高達84.8%,村子兩年多發不出退休金,更不要說報銷村民的醫藥費了。
“當時投資620萬元建造的電線電纜廠,年終帳面利潤只有2萬元,倉庫里成品堆積如山,呆滯資金500多萬,均為應收銷貨款以及庫存產品,廠子已根本無利潤可言。”說起自己剛接任九星“村官”時村里工業發展的窘境,吳恩福記憶猶新,“但是為了履行協議,機器還要繼續轉,就需要不斷往里投錢。要解決企業這種持續虧損的狀況,就需要‘壯士斷腕’的魄力。”
于是,吳恩福將企業與村子剝離,采用“合作形式,租賃性質,獨自管理”的方式,對外招標,由經營者管理。這步棋猶如幫流血不止的病人止血,使得九星避免了進一步虧損和負債。
土地是農村人賴以生存的“命根子”,而九星村于1996年11月與臨近的東風村合并,擁有4500多畝土地,但隨著上海外環線建設以及房地產開發,九星村先后失去2/3的土地,只剩下1600畝土地。如何利用好這珍貴的1600畝土地,成為全村村民致富脫貧的重要出路。
即使是如今市場繁榮、村民生活穩定的時期,吳恩福仍舊保持著幾十年來養成的習慣:在沒有應酬的晚上與人殺盤象棋放松神經,或者叫上村里幾個負責人一起兜市場;邊聽中央廣播電臺的早間新聞邊繞著市場跑步…… 本新聞共 6頁,當前在第 3頁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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