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的現實來看，新中國建立以來直到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長期面臨外匯短缺的局面，我們希望儲備更多的外匯，滿足我國對外匯日益增加的需求。自1994年匯改以后，我國的外匯儲備在不斷增加，改變了我國長期外匯儲備短缺的局面，促進了我國的對外交往，但外匯儲備過多給我國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如流動性過剩、人民幣升值壓力大等，尤其是美元貶值導致我國的外匯儲備縮水問題，更是值得我們警示。實際上，我國的人民幣不是完全自由兌換貨幣，也不是國際貨幣，不能夠直接支付進口，因此必須先出口換來外匯，再用外匯從國外進口，人民幣升值不能像歐元升值那樣對沖美元貶值的風險。如果我們辛辛苦苦出口獲得的外匯在貶值，則我們將來能夠換來的商品將會減少。筆者認為在當前主要國際貨幣沒有固定名義的情況下，從國內來看，我國應該采取相應的對策，改變以往的外匯管理思路。首先改變以出口換外匯，再儲備外匯的思路，多出口就要多進口，在外匯儲備滿足一定需求的情況下，擴大進口，多儲備資源性產品和戰略性物資。其次實行動態的外匯管理模式，讓外匯在運動中保值增值，密切關注國際金融市場匯率的變化，及時調整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和頭寸，根據國際商品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的價格，調整外匯儲備的投資結構。再次完全過渡到意愿結售匯，實現“藏匯于民”，居民分散管理外匯的效率要遠高于國家集中管理外匯，他們能夠根據市場的變化，及時調整頭寸，規避風險。最后逐步放棄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進一步完善匯率的形成機制，建立對美元、歐元和日元等貨幣的獨立浮動匯率制度，減少對某一國貨幣的依賴。
從國際角度來看，筆者認為一是應該推動建立多極化的國際貨幣體系，建立儲備貨幣的多元化，目前我們還不可能確定一個全世界都統一的貨幣，但是我們要建立國際貨幣的多元化，建立相互制約的關系，建立一種國際貨幣相互競爭的機制，這對一國是一種無形約束，如果該國采取以鄰為壑的政策，則該國貨幣將面臨其他貨幣的競爭，雖然該國能夠獲得貨幣貶值的好處，但必然也會弱化其國際地位，也會喪失作為國際貨幣給其帶來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等的好處，這將有利于世界經濟的平衡發展。如美聯儲降低利率，美元走軟，很多國家開始更多地儲備歐元等貨幣，這也會削弱美元的國際地位；二是建立國際貨幣的協調體系，這種協調體系應該建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基礎之上，不僅僅只是發達國家之間的協調，應該包括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參與，因為匯率的變動不僅僅是對發達國家的影響，往往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更大，發展中國家需要更多的話語權，發達國家在本國宏觀經濟政策約束方面需要承擔更大的責任。今年4月12日-13日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李勇在華盛頓IMF和世行春季會議上發言時明確指出“IMF和世行應敦促發達國家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消除金融危機，實施負責任的貨幣和匯率政策”，這實際上表達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心聲。最后是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推動人民幣的自由兌換，為人民幣的國際化積極準備，促進人民幣參與國際貨幣的競爭，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我們的清償力，也就可以大大減少我國的外匯儲備，減少我們對其他貨幣的依賴，增強我國在國際貨幣協調中的地位，提高我們應對國際貨幣匯率變動的能力。
外匯儲備過多給我國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如流動性過剩、人民幣升值壓力大等，尤其是美元貶值導致我國的外匯儲備縮水問題。筆者認為，我國應該采取相應的對策，改變以往的外匯管理思路。首先改變以出口換外匯，再儲備外匯的思路，多出口就要多進口，在外匯儲備滿足一定需求的情況下，擴大進口，多儲備資源性產品和戰略性物資。其次實行動態的外匯管理模式，讓外匯在運動中保值增值，密切關注國際金融市場匯率的變化，及時調整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和頭寸，根據國際商品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的價格，調整外匯儲備的投資結構。再次逐步放棄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建立對美元、歐元和日元等貨幣的獨立浮動匯率制度，減少對某一國貨幣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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