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目前公布的經濟增長率是扣除物價因素后的實際增長率指標，而投資、消費和出口都是沒有扣除物價的現價增長率指標，而至少自1996年以后的十年中，中國經歷了較長時期的低通脹時期，甚至還經歷了1998、1999和2002年三年的通縮，因此在過去十年中，三大現價需求指標與實際指標間的差距是很小的，由此也使人們習慣了用現價需求指標來直接判斷需求增長形勢。如果沒有發生從高增長、高通脹向低增長、高通脹的轉折，投資和出口的名義增長率都是“兩位數、2打頭”，而消費增長率也上升到“兩位數、2打頭”，當然是經濟仍處在高增長階段的標志，但是隨著高通脹時期的到來，人們仍然沿襲以前的習慣思維方式來作判斷就會出錯了，就看不出經濟增長的軌跡正在向“滯脹”格局轉變，從而把由高通脹所支撐的名義需求高增長，誤判為經濟仍處在高增長階段，由此耽誤了宏觀調控方針從緊到松的寶貴轉軌時機，甚至為了防止已經不存在的經濟過熱，仍然繼續實施力度更大的宏觀緊縮，導致宏觀調控誤操作的出現。
第二，伴隨著高通脹的高增長一向以來都被看成是不好的經濟增長形態，人們喜歡高增長但厭惡高通脹，所以從宏觀層面看，就會作出把保物價放在首位的選擇，通過緊縮宏觀需求來抑制通脹的發展，并且會把由宏觀緊縮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率下降，看成是治理通脹所必須付出的成本，這樣就極易把經濟的內生增長率下降與宏觀緊縮所造成的外生性增長率下降混淆起來。
經濟增長格局之所以會走到從高增長、高通脹轉入低增長、高通脹的拐點，其原因是內生的。所謂“內生”，是指由投資周期結束和外部國際經濟衰退等原因所導致的需求水平下降，而不是由政府主動進行的宏觀緊縮所導致的需求水平下降。當已經出現了內生性經濟減速趨勢的時候，仍然把保物價而不是保增長放在首位，仍然實施宏觀緊縮，其結果容易使經濟增長加速進入“滯脹”格局。
當然，由成本推進型通脹所導致的滯脹，是一個國際性的新現象，也是宏觀調控所面臨的新課題。最近已經有許多人在把目前已出現的滯脹苗頭與美國70年代出現的滯脹相類比，并且提出應當用美國當年的辦法來解決滯脹，我認為這種認識是錯誤的。美國當年“滯”產生的原因與中國目前情況類似，即由于分配矛盾產生了嚴重生產過剩，導致最終需求嚴重不足與經濟增長停滯，“脹”則是由于采取了宏觀擴張政策，財政與貨幣雙放松，結果是經濟增長起不來卻引出了嚴重通脹。到里根時代，采取了供給學派的理論，用減稅來刺激供給，用極高的利率來抑制通脹，才走出了滯脹格局。但是中國目前的情況不一樣，主要區別是“脹”的動力來自成本推動而不是過多的貨幣需求拉動。前面分析已經說明，在未來中長期內人口要增加，耕地要減少，而宏觀緊縮不能增加土地供給，也不能減少人口，所以是無效。同時，美國資產泡沫的崩潰導致國際投資資本大量向商品期貨市場轉移，從而形成一浪高過一浪的輸入型通脹，這也是中國一國的國內貨幣緊縮政策所不能改變的。
在這樣的國內國際新經濟環境下，中國的宏觀調控應當怎樣應對，就需要有新思維。我所認為的新思維主要有兩條：
首先，在成本推進型通脹難以抑制的背景下，更要把保增長放在第一位。因為經濟增長是創造財富的基礎，只要這個基礎不動搖，對付通脹就有了收入保障。反過來說，如果為了物價穩定而犧牲了經濟增長，導致居民的收入增長顯著低于通脹率，其結果就是居民實際消費水平的下降，反而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從中國目前情況看，經濟增長率在10％以上，通脹率在10％以下，經濟增長率是超過了通脹率。反觀西方國家，美國一季度的經濟增長率是0.9％，CPI是4.3％，通脹率是經濟增長率的4倍以上；歐元區一季度經濟增長率是2.2％，通脹率是3.5％，通脹率比經濟增長率高出60％。通脹率高啟而經濟增長率緩慢，這才是嚴重不利的宏觀形勢。在發展中國家，目前越南的經濟形勢很不穩定，一季度經濟增長率雖然還有7.4％，但同期通脹率已經超過了20％，5月份更上升到25.2％，通脹率也已經比增長率高出兩倍。所以，要把握好通脹與增長的關系，在高通脹時代構造出一個較為有利的經濟增長格局，則可能應當把增長與通脹的關系控制在經濟增長率≥通脹率，這可能還是一個理想指標，如果把通脹率控制在比增長率高出25％，即增長率在8％的時候，通脹率為10％，從中國看也是可以接受的。例如歐元區目前雖然已感到通脹的壓力，但還沒有被逼到要加息的地步，如果通脹率比增長率高出25％，例如增長率在2.2％的時候通脹率為2.75％，恐怕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就會大唱贊歌了。
其次，在全球通脹的背景下，各國通脹率的發展就是各國商品和資產相對價格水平的調整，如果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人民幣對世界主要貨幣保持穩定甚至有所升值，則中國國內通脹的發展就是中國的商品和資產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升值，尤其對資產價格來說，這是一件好事情，對國際熱錢來說，則構成了吸引力。越南目前醞釀的金融危機，其國際背景是越南已經出現了持續貿易逆差和越南盾的持續貶值，再加上嚴重的通脹，就構成了金融危機的條件。但中國很不同，不僅有能力保持長期貿易順差，更以產業結構向重制造業升級的強勁勢頭吸引著全球產業資本的新一輪流入。同時，以美國金融泡沫的崩潰為標志，全球貨幣資本已經開始了向物質產品的回歸，中國以龐大的物質資產規模和全球制造業中心的地位，正在成為吸引全球貨幣資本流入的一個中心區域，這才有了4月份單月外匯儲備增加745億美元、前4個月新增外匯儲備2284億美元現象的出現。所以，只要在通脹過程中人民幣不貶值，中國就不必擔心外資大規模流出而導致經濟增長的劇烈波動。從這個角度看通脹、增長與匯率的關系，只要人民幣對世界主要貨幣的加權平均匯率≥0，較高的通脹水平就不會對經濟增長構成大的威脅。
言至于此我的觀點是，中國的宏觀調控方向到目前已經必須轉軌了，這個轉軌是因為經濟增長與通脹關系的格局已經進入了轉變點，已經開始轉向“滯脹”階段了。而宏觀調控轉軌的核心是貨幣政策，目前現價GDP對廣義貨幣M2的比率，已經從去年一季度的1：7.1下降到了今年一季度的1：6.9，在6月6日央行進行今年第五次提高存款準備率后，估計二季度這個比率還會下降，而這個比率的下降，意味著貨幣供給在滿足由成本推進型通脹所構成的貨幣需求后，已經極大壓縮了實際經濟增長所形成的貨幣需求，在現行生產流通和資本市場運行中，也的確已經發生了資金供應的全面緊張情況，如果繼續緊縮貨幣，就會加快滯脹的發展速度。
中國與美國不同，美國是供給不足，必須靠制造金融泡沫產品來與其他國家交換實物產品，但是目前金融泡沫破了，物質產品的供給鏈就斷了。中國則是物質產品供給過剩而需求不足，只要能創造出需求，經濟增長就沒有問題。所以，中國目前的問題，與其說是經濟增長的問題，不如說是宏觀調控的問題，只要宏觀調控得當，中國就可以在本次全球經濟衰退過程中保持“一花獨秀”。（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 招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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