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人太多了嗎？》的作者之一，梁建章對日韓、臺灣等東亞國家和地區的人口與社會經濟的發展趨勢進行對比研究后認為，中國早在2000年就應該對生育政策進行調整，甚至全面放開。
他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由于年輕人更容易接受新知識和新的挑戰，因此年齡結構老化的國家社會活力將有所下降，“這對國家經濟或生產效率和財富的產生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
梁建章的一個身份是美國斯坦福大學博士，也是國內為數不多的出版著作批判計劃生育政策的研究者。
事實上，梁建章還有一個身份：攜程計算機技術（上海）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這樣的身份讓梁建章擁有了一個更為特別的研究視角來推動中國生育政策的改革。
生育政策應盡快調整
《21世紀》：你一直在呼吁希望改變目前的計劃生育政策，你為什么認為中國亟待放開生育政策？
梁建章：其實任何國家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都應該放開生育政策，如此來看中國早在2000年就應該放開生育政策。雖然那時候中國的生育率還是1.8，但實際上這一數據是被高估的，那時候生育率其實已經降到1.4、1.5左右了。
與我們相鄰的韓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在上世紀80年代就已經做出政策調整了，他們也都經歷了從鼓勵少生到鼓勵多生的過程。因此，有人擔心政策放開后補償生育帶來的反彈，我們是可以參照同類國家和地區的經驗的。
從經濟發展和城市化水平的發展階段來看，中國如果全面放開計劃生育，短期內的確可能有補償生育的反彈，但是這樣的反彈也就是反彈到更替水平，而反彈之后就會回到與中國目前經濟水平相匹配的自然的低生育水平了。
按照我的測算，在反彈短期中國生育率可能會達到1.8、1.9，而隨著育齡人口的減少，生育率還會回到1.5。這還是一個比較保守的估計，中國的女性參與工作的比例更高，受教育的水平更高、撫養小孩的成本也更高，因此如果中國要達到同樣的城市化水平，生育率可能比這個數字更低。
年齡結構老化影響創新活力
《21世紀》：有學者指出要提高人口質量而不是人口數量。你怎么看這個觀點？
梁建章：未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的關鍵是創新。我對社會創新活力和人口年齡結構的關系做過研究發現，年齡結構老化的國家社會創新活力會下降。尤其在高新技術領域，新企業的誕生或者原來的企業開拓新的項目都需要學習新知識，接受新想法和新挑戰。
我們對創業行為的研究發現，30歲是創業的黃金年齡，40歲后學習新知識和承受不確定因素的意愿都會下降。這并不是說四五十歲的人能力比年輕人差，而是年輕人更容易嘗試革命性的技術和理念。同時，如果企業里面都是四五十歲的人，趨于保守，年輕人掌握的社會資源和歷練也會變少，從而影響創新項目的開展。
其實日本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現在日本在電子領域上的創新不像七八十年代那么多，也缺乏新的公司出現，這與其人口結構老齡化很有關系。越是人口結構年輕的國家創業和創新的活力就越旺盛，這對國家經濟、生產效率和財富的產生都會產生很重要的影響。
除此之外，在產業等公共政策的制定上，隨著參與決策的人的年齡結構老化，也會趨于保守，因為他們不愿意影響老的既得利益的企業或者個人。
《21世紀》：像芬蘭這樣的北歐國家創新能力得到國際社會的贊譽，但是他們的生育率也是非常低，你如何看到這一現象？
梁建章：首先目前北歐國家的生育率比南歐國家要高，另外像芬蘭這樣國家的教育水平非常高，可以培育不錯的企業。有人說中國也可以通過對教育的投入提高人口素質，但是其實CYE教育的投入最終是人的投入。我們相信中國將來必然會出現一批最好的學校、吸引更好的師資，這是因為中國的市場大、資源多。但有的時候人才也靠天分，更大的人群選出來的人才從概率上還是優于小人群的人才。
中國目前政策的發展最終還是要歸結到規模效應，中國的市場更大，也有更多年輕人愿意去嘗試新事物，也就能夠吸引更多的投資到中國，從而創新速度和投資速度也就加快了。中國如果能夠保持世界上最大的市場規模，對于經濟的發展是極為有利的。但如果人口減少，人口老化，愿意嘗試新東西的人減少，出現“天才”的可能性也會減少，創新的活力也會隨之降低。
提高生育率并不易
《21世紀》：如果想要提高生育率，需要有哪些政策改變？
梁建章：首先要把目前政策對生育的限制取消。其實我們也能看到目前生育政策有些變化，但是只開放二胎其實不會有太大作用，因為目前的意愿生育率比較低。只有國家充分意識到低生育率的負面效應，才會動用很大的財力去做這件事情。
現在看國際經驗，鼓勵生育并不容易，能夠通過鼓勵政策提高生育率的情況也并不多，唯一能夠做到的是俄羅斯，因為給出了比較高的經濟補償。
如果生育政策能夠放開，中國的生育率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均衡的反彈，但由于目前大城市的住房、教育等成本非常高，也不會出現很快的增長。而由于農村現行政策已經較為寬松，因此也不會有非常快的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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