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具活力的商業名城，為何在金融改革試驗實施一年后，企業狀況沒有好轉反而在泥潭中越陷越深？溫州是當前實體經濟困境的一個切片。這不是你讀過的那些老故事，當地人說：“我們處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難的時刻。”
煎熬溫州：是誰抽掉了實業的血？
危機來了嗎？
對于不少在高利貸崩盤、樓市腰斬、擔保鏈危機中煎熬了兩三年的溫州人來說，危機已經不再是出版物上的名詞，而是生活中每天必須面對的現實。
“現在溫州企業家的生命是以小時算。”溫州樂清精益電氣董事長陳冬青說。兩年以來，由于擔保貸款鏈上的其它企業接連出問題，精益電氣作為互保的關聯企業不得不承擔連帶責任，公司資金持續緊張，陳已心力交瘁。在溫州樂清，據說已有15個互保形式的擔保貸款鏈浮出水面，每個鏈條上都綁著十幾乃至幾十家企業。
整座城市都被債務的愁云籠罩著。
自2011年9月，“眼鏡大王”胡福林跑路，溫州民間借貸危機大白天下后，兩年間跑路潮已平息，但危機在持續發酵。債務鏈條已從民間高利貸蔓延到了銀行。2012年12月，溫州莊吉集團自曝涉及幾十家企業、高達300多億的銀行擔保債務鏈條，這時人們才意識到擔保鏈已經把溫州拖向了另一個危機。至今，沒有人能說清到底有多少企業卷入了互保鏈危機。而受到波及的也大多是資質相對良好的企業。
這個流火的夏天，在有些人的感受中比最冷的冬天還冷。
夜幕降臨，溫州主城區能看到很多燈光疏落、入住率不足的小區，溫州人巨大的財富就沉淀在這些沒有生機的建筑物上。過去兩年，房價普遍下跌了30%，部分腰斬，而下降的趨勢至今沒有扭轉。
制造業元氣大傷。只要到溫州樂清黃華港看看那些成片廢棄的船廠，到永強看到那些停工或者半停工狀態的皮革廠、制鞋廠、鋼管廠，你就明白，欣欣向榮只是這里的往事。
商業凋零。最繁華的主干道溫州車站大道，曾經搶手的商鋪現在供過于求，租金下降了1/3；在永強最繁華的羅東大街上，每10家店鋪大約有3家關門或者轉讓，附近的幾條小街上，關門的酒行、餐館也隨處可見。由于工廠開工不足，連溫州最大的公司正泰集團也裁員20%，大批外來人員返鄉。夏日曾經熙熙人流、大排檔滿街的景象已不再。
2013年7月，1400對夫婦在溫州民政局登記離婚，史上最高；溫州法院的經濟案件堆積如山，僅僅7月份就有2000多套登記拍賣的銀行抵押房產。溫州民間的信任度，也跌到了歷史性的低谷。
如果說把溫州正在發生的一切稱之為經濟危機，缺乏學術意義上的嚴謹性，那么至少它給我們敲了一個警鐘。
2008年、2009年的東莞，也敲過這樣的警鐘。1/3的賣場關門，工廠訂單銳減，人口從高峰的1400萬銳減到1000萬以下。由于國外市場萎縮、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原因，從2008年起大量企業遷出東莞，這一趨勢還在繼續。
一個是中國民營經濟的發源地，一個是世界工廠，溫州和東莞都代表了經典的中國發展模式。它們是中國最市場化的區域，也是最敏感的部位。它們相繼遇到問題，并非偶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來臨時，靠廉價勞動力、破壞環境和低端制造支撐的中國高速發展模式觸到了天花板，轉型升級已經開始。
如今，溫州、東莞所遭遇的困境，集中呈現了中國制造業轉型中所遭遇的慘烈陣痛，其與金融改革、房地產泡沫、債務危機交織在一起，更讓溫州這個城市以及眾多企業主的命運充滿悲情。那些盛極一時的眼鏡、打火機、造鞋品牌在一個個倒下，或陷入無法自拔，這些都是建國以來前所未遇的。
在溫州，傳統制造企業的老板們向本刊記者痛陳經營慘狀、指責銀行冷血、抱怨政府無力，但他們自己也知道，衰落甚至被淘汰的命運或許已經無法挽回。無論政府、企業主自己還是扭曲的金融生態，都只是其中的一個錯誤。
改革開放30年后，東莞、溫州所代表的“低端鎖定”模式注定將退出主流舞臺，而他們就是這場“浩劫”中涅槃重生的煎熬者。從這個意義上講，溫州只是中國的一個縮影，它所需要面對的問題，也是整個中國要面臨的問題。高利貸、房地產泡沫和實業不振，在中國其它地方正在發生，神木、鄂爾多斯的高利貸已經崩盤，三四線城市沒人住的“鬼城”頻現。
本刊關注溫州當下所經歷的這場嚴重危機，探討其來龍去脈，恰恰是為了讓政策制定者思索，在不可逆的制造業升級大趨勢下，如何讓一個制造業城市和那些緊緊附著其上的企業重新煥發活力，而不是任由資金從實業向高利貸、房地產等投機領域流動，從而釀成更多的災難。
“有時候想，溫州如果這次真的敗了，那就說明我們改革開放出了問題。”溫州打火機協會會長黃發靜說。溫州的問題，從溫州本身只能找到一部分答案，更應該從中國的改革進程和大環境去尋找。
恐懼
“什么時候是個底我們不知道，這個才是最心慌的”
“天崩地裂，血流成河。”
回憶起這兩年的經歷，曾經創辦了中國第一家私人錢莊的方培林心有余悸。“溫州這些玩錢的人，10個里面能有1個跑出來就不錯了。”在溫州有一種說法，“老高（放高利貸的）80%破產”。在溫州高利貸重災區龍灣永強，一些富裕的村莊把全村的錢都交給二三個人去放高利貸，現在這些財富化為烏有，幾乎回到了20年前。
2010年5月，溫州的民間借貸利率高達6分（年利率72%）時，方培林已高度戒備，“6分利是崩盤的前兆。”3年前溫州發生的事情，現在正在其它地方上演。2013年，他在貴陽、成都等地做講座時，發現這些地方民間借貸的利率也到了6分。“我跟他們一再強調防范風險，也許就是一天，也許就是一個小時，（對高利貸者）就是天堂和地獄的差別。”
與高利貸相關的擔保行業，幾乎全軍覆沒。2013年7月，溫州最大的擔保公司——中投擔保破產的消息在圈內流傳，公司董事長郭炳超是在任的擔保協會會長。在此之前，溫州擔保行業協會10個副會長中已有6個被捕，他們都涉嫌高利貸與非法集資。原本有幾百家企業的擔保協會，至2012年只剩下40家會員企業。“今年可能還要死掉六七家，現在有業務的公司很少。”協會的一位秘書長說。
在溫州還有另外一個說法，“炒房團”也幾乎全軍覆沒。房價如果沒有漲，對炒房團而言就是虧，因為很多人是借錢在炒房，而利息是每月都要付的。“越是曾經炒房賺得多的人，就越敢放大杠桿，死得就越快。”一位溫州的開發商說。
債務不堪重負之后，拋售房產、快速回籠資金是首選。但一旦集中拋售出現，價格又會下跌。2011年秋季，溫州房價開始暴跌。最具標志性的綠城廣場，從9.5萬元/平方米跌回到了開盤價4.5萬元。機場大道上的富人區香緹半島、中梁府等項目從每平方米六七萬元跌到了3萬元左右。除了這些明星樓盤外，普通的樓盤價格也下跌了30%左右。
2012年到2013年上半年，在剛需的支撐下，溫州的樓市似乎是穩住了。“很多人認為是觸底了，但是現在感覺又要往下走。”上述開發商說，所有的人都想盡快回籠資金，以量換價在所難免。與此同時，房子的供應還在增加。據一位接近溫州市法院的人士透露，2013年7月，溫州法院進入司法處置程序的房產已經有1.8萬套，按每套平均100平米算就是180萬平米，這已經是溫州2到3年的新房供應量。這些注定要低價處置的房產，對溫州的房價會產生可怕的影響。“什么時候是個底不知道，這個是最心慌的。”
而房價一旦下跌，就意味著銀行抵押貸款的額度會下降。每次房價下跌對那些資金鏈緊張的企業來說都是一場劫難。
然而，心里最沒有底的還是像精益電氣董事長陳冬青這樣被擔保貸款鏈條困住的人。
精益集團曾是溫州的十大電氣企業之一，中國民營企業500強。2011年以來，精益的3家互保企業相繼跑路或倒閉，它先是為互保企業代償了3200萬貸款，然后又被兩家銀行以各種理由推脫了原本承諾的1990萬元貸款。
精益電氣還面臨一種更可怕的情況——“比如說我們現在貸款是1.7億，明年就是2億，后年就2.5億。這里面一個是利息，還有就是互保的那些企業，如果慢慢都出問題，那就越來越大了。”每一家擔保企業的背后都有層層的擔保圈。他甚至呼吁政府要盡快拿出一個有力度的方案，把互保鏈上的資可抵債的企業和資不抵債的企業分開，讓資可抵債的這些企業先走出來。“如果現在能分開，我背1.7億的債就是1.7億，債務是確定的，那就還有希望。”
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互保式擔保貸款在江浙一帶大行其道，企業在放大杠桿的同時，也將好企業和壞企業捆在了一起。復雜的互保鏈呈環狀結構，第一圈5個企業，第二圈10個，一圈一圈下來會有幾十家企業綁在一起，而其中的任何一個企業出問題，最終會讓所有的企業受到牽連。據說樂清的15個互保鏈浮不是獨立的而是連在一起的。
在多位受訪者看來，溫州市政府在處理擔保鏈的問題上沒有思路，行動不堅決。8月5日，在政府相關部門牽頭開的協調會上，陳冬青和某銀行行長發生了激烈爭執，但和往常一樣，沒有任何結果。兩年中，這樣的協調會已經開了無數次。
“這么多精力浪費這上面，太不理智了。”陳冬青說，很多企業家在一起聊天都覺得沒有什么希望。擔保鏈重災區樂清，就像一鍋溫度越來越高的水，里面擠滿了青蛙。也有不少人趁著混亂轉移資產，把抽空的企業和累累負債轉嫁給互保企業。回想起為互保企業代償的3200萬，陳冬青有悔意，“所謂的誠信就是犯傻，所謂的有擔當就是要屈死。”
如果沒有代償，銀行也許不會對精益抽貸。但銀行也有抽貸的理由，替互保企業代償之后，精益電氣的資產狀況進一步惡化了。一些銀行甚至勸精益的互保企業退出對它的擔保，這樣精益如果就此倒下，銀行的風險可控制在最小范圍。“這是我感到最痛苦的地方，為什么講誠信的人要更慘？”為了給企業騰挪資金，公司向股東一共借了1600多萬，包括陳冬青自己的700多萬。除此之外，精益還借了民間資金，這兩年的利息高達上千萬。他很不甘心的是，精益沒有搞房地產投機也落得這樣的下場。
陳冬青一心想把企業從互保泥潭中拔出來，但也有不少人希望企業趕緊破產。
破產在溫州曾是個很忌諱的詞，盡管2012年以來它是很多人的希望所在。樂清一位阮姓企業家的公司負債2億，為別人擔保了3億。“欠1000萬肯定是要還的，3000萬要看看左右互保的企業，要是上億肯定就不還了。”這種說法在樂清很流行。他希望盡快破產，因為5億怎么也還不起，破產之后還能重新開始。但他也有顧慮，在溫州已破產的公司案例中，有不少人被判刑，因為企業的債務中常常有十分復雜的民間借貸關系，債權人超過25人通常會按非法集資處理。今年3、4月份曾經有100多家企業去搶破產的名額，當時正好有幾個人被判了刑，于是許多人又開始找關系退出破產程序。
“不破產吧，債務這么大；破產吧，監獄滋味不好受；做企業吧，社會責任大，但是挑起來又太重。”很多人就在破產的門檻上跳上去又下來。在發稿之前，這位阮姓企業家的手機已處于呼叫轉移狀態。
政府官員的心里也沒有底。溫州市經信委的一位處長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表示，他們并不太了解企業的真實情況，拿到手的調查問卷也不太敢信，“因為企業也不相信我們”。對于溫州的經濟形勢，他也很惶惑。“開始（民間）預測2012年中溫州觸底，接著說年底，再接著說2013年中，但現在還沒見好轉。”
導火線
“其實我的企業2009年就該被淘汰，是國家的4萬億又讓它多活了幾年。銀行貸來的錢，我沒把它用在實業上，而是投到了江蘇小城市的房地產項目”
隨著一大批中堅企業在擔保鏈上出險，風險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向更健康的企業傳導。很多人認為2013年下半年溫州的情況會更糟。
到底是什么導致了這場溫州危機？
2008年金融危機，對于中國的企業來說，是一道分水嶺。政府4萬億相關刺激政策出臺之后，表面上看溫州的危機過去了，實際上卻是飲鴆止渴。
2009年，溫州地區的商業銀行貸款營銷成了風景線。過去都是企業找銀行貸款，這次，是銀行找上門、求著企業貸款。當時奉行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在現實中變成了極為寬松的貨幣政策，不需要貸款的企業或者根本沒有貸款資格的企業，都可以獲得貸款。銀行為了擴大放貸規模，企業之間互相擔保貸款方式開始盛行。
過剩的資金像鴉片一樣被企業吸食著。
樂清的阮姓企業家對本刊說，2009年之前，他公司的利潤已經還不上銀行1億貸款的利息。但是政府扶持實業的政策下來后，他不但又貸款1億元，還把兩年的利息都貸了出來。“其實我的企業2009年就該被淘汰，是4萬億又讓它多活了幾年。”他貸來的錢并沒有用在企業上，而是投到了江蘇小城市的房地產項目。實業不賺錢但可以成為做投機生意的融資平臺，“2009年整個樂清的實業就是一個大的融資平臺。”在三四線房地產大量過剩的情況下，江蘇小縣城的房子根本賣不動。現在回想起來，阮認為2009年，企業破產是個更好的選擇。
銀行的輸血，只是拖延了溫州危機爆發的時間。大量的錢進入房地產等投機性比較高的領域甚至是高利貸領域。“可以說4萬億，產生的泛濫的錢，是溫州危機的誘因。”黃發靜說。
溫州金融辦的數據顯示，2011年溫州GDP和貸款余額的比為1:1.9，遠遠大于正常的1:1.3。2011年，溫州銀行的不良率只有0.37%，全國最低；2012年6月就到了2.69%，全國最高；2013年3月更是攀升到4.01%。
提起銀行，記者采訪的溫州人大部分都是滿腔怒火，“騙”字是他們形容銀行的常用詞語。溫州銀行和企業之間，存在一種畸形、糾結的關系，而且由來已久。
“銀行的利息是7厘，我們拿到手的成本沒有低于一分。”上述阮姓企業家說。他的這個說法，記者在其它企業也得到印證。2011年之前，每逢3、6、9、12月月底，銀行的季度考核指標下來，企業要幫助銀行拉存款。不幫忙拉存款，下次批貸款就會出問題。“我們其實都是去買高利貸給銀行，”他說，每逢這時就有大量的山西煤老板到溫州，借錢給溫州人。“一般1000萬3天的利息就是4.5萬，2000萬、3000萬呢？”他說，企業小還不存在這個問題，企業越大、貸款越多，要拉的存款越多，貸款的成本就越累越高。此外，企業要在銀行貸款2000萬，常常需要1000萬的存款放在銀行，美其名曰存款抵押，實際上也是變相幫銀行拉存款。
而銀行與高利貸勾結，在溫州也是公開的秘密。“很多企業借高利貸，是銀行推薦的。”永強一位行業協會的秘書長說，銀行知道誰需要錢。貸款到期、新貸款下來之前，企業需要短期周轉資金，“有的時候只需要用3天，但是銀行那邊給你拖5天、10天。”2011年民間借貸崩盤之前，銀行的猛烈抽貸加劇了危機的爆發。“他們都是騙你先還錢，本來承諾要再貸的，還了就不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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