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優秀企業的發展并不會過度依賴銀行。據統計，溫州企業的利潤率普遍在5%到10%，這根本不夠付銀行1分（年息12%）的利息。但越是經營不好，越需要錢，對銀行的依賴就越深。
2010年下半年開始，央行連續27次上調準備金率。房地產調控層層加碼，限購政策出臺。銀行開始收緊貸款，溫州的債務問題出現苗頭，零星有人跑路。2011年初，溫州市委市政府出臺的23號文件，成為企業債務危機爆發的導火線。
這個文件中有一個條款，通俗地講就是取消了工業用地的市場化，不能自由買賣。這直接導致企業廠房價值縮水，在銀行的抵押貸款額度也減少。所有企業的資產都縮水了，危機瞬間爆發。不幸的事情不止是23號文件，當時政府規定，所有續貸的企業必須到政府蓋一個章，證明企業沒有違章才能續貸。“很多企業多少有點違章的，而且就算沒有違章，你這個章蓋來蓋去也要時間。”黃發靜說，銀行本來承諾一個星期放款，很多企業8分、1毛的利息也敢借，結果一個星期沒有下來，半個月也沒有下來，拖上兩三個月就麻木了。“這就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每個人都想成為食利者
是誰讓民間借貸變成崩盤的高利貸？房地產。是誰抽走了實業的血？房地產
煎熬溫州：是誰抽掉了實業的血？
改革開放以來，溫州積累了豐厚的民間資本，但沒人說得清它到底有多大。也沒有人說得清民間資本的損失到底有多少。
那么溫州的這些財富到底去了哪里呢？
“一部分變成了庫存，一部分變成了房產，還有一部分被揮霍掉了。”上述溫州市經信委官員說。其中房產的比重最大。
2009年，溫州房價開始飛漲。整個溫州都沉浸在一種亢奮情緒中。
溫州人對房地產有一種特殊的敏感和偏愛。1990年代末，他們就開始在北京上海買房子，2001年之后溫州太太炒房團聞名全國。上百人的企業1年賺的錢，還不如太太炒一套房子賺錢多。據溫州商會統計，全國的每一個縣，都有溫州的開發商，溫州本地就有500多家房地產開發商。從項目分布上看，溫州的開發商主要集中在三四線城市，這正是房地產過剩最嚴重的地方。在銀行貸款極度寬松的情況下，實業企業大規模涉足房地產開發，一場更大規模的投機開始了。
房地產高杠桿率的特點，又使得短期過橋資金非常重要，民間借貸的需求飆升。
“溫州高利貸肆虐，與大家進入房地產的熱情成正比。”溫州三角洲房地產策劃公司總經理陳好說，民間高利貸2006年已大規模展開了，一開始是3分，到了2008年慢慢變成了4分、5分，2010年8分、1毛的價格都出現了。開發商之所以敢借高利貸，是因為所有的人都認為房地產是暴利。
2009年，溫州置信房地產開發公司的一個項目，在6個月的時間里就實現了100%的回報，這對利潤不到10%的傳統行業造成了很大的沖擊。2009年底，這家公司聯合250個中小企業主，以37億的價格拍得了黃金地段置信廣場項目。250多個股東大多來自眼鏡、服裝、人造革等行業。而這250多個股東的背后還有上千人的集資。這個龐大的中小企業主聯合體除置信廣場外還同時拿了八九個項目，買地的費用高達80億。這80億大都是從實體經濟轉移來的錢。2010年，許多人都相信置信廣場的價格要超過10萬/平米。但是在2012年開盤時，置信廣場的均價只有4萬多，勉強高過樓面地價。
除了這些中小企業主，溫州的大公司奧康、報喜鳥、人民電器等也都涉足地產。幾乎每一個房地產項目背后都可以看到實體企業。那時候，買到房子就賺了，錢借出去就賺了。“1000萬借出去，一個月3分息就有30萬，一年就有360萬，你還做什么事情。”黃發靜說，好像從來沒人想過這么高的利息到底要從哪里能賺回來。整個溫州進入了一種催眠狀態，連老太太都知道把錢交給放高利貸的去賺錢，奢侈的生活方式也開始盛行。最鋪張和高調的人群之一就是放高利貸者，豪宅、豪車是他們的標配，去澳門賭博成為新時尚。本來他們以為花費的只是賺的利息，高利貸崩盤、本金拿不回時，他們才發現只是在揮霍自己的本金。
這場狂歡在2011年下半年戛然而止。當時，老高跑路、銀行抽貸、債務不堪重負，大量拋售房產造成了溫州房價的劇烈而持續的下降。2012年，溫州的豪車開始大甩賣，吸引了全國的人趕來購買。這場狂歡因為房價的下降而被打回原形。
那幾年，溫州每年的新房供應量只有50多萬平米，但是50%以上的房子是投資或投機型的大戶型。至今，溫州還有90萬平米的大戶型沒有賣出去。
“如果房價開始上漲，很多人能解套。但顯然這是不現實的。”溫州的一位開發商說，新一屆政府“城鎮化”的政策出臺之后，他曾經心存幻想。“其實我們心里也很明白，如果再刺激房地產，（房價上漲的越快）我們死的就越快。”
美國基于長期經濟數據的研究，曾得出一個結論，房地產對長期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很小，而在危機時期房地產的破壞性非常大。這一點在溫州表現得淋漓盡致。房地產投機之后，溫州損失的，不止是錢還有機會。“企業應該投入技術改造的資金也沒有了。”黃發靜說。
“現在的溫州，有許多當年日本泡沫時的影子。”溫州大學房地產研究所副所長姚汝林說。1990年代，日本的房地產泡沫破滅，也伴隨著產業空心化，債務危機等問題。但那時的日本企業，已經基本完成了國際化的布局，在產業上有很強的競爭力，而這些溫州并不具備。
實業的路，為什么越走越窄
企業開工是為了強撐著給銀行看。一旦企業停止生產，銀行會起訴，并會對互保企業抽貸。這些做做樣子的企業，被稱為“僵尸企業”。溫州的很多普通人都知道，債務危機、房地產泡沫只是溫州表象，實業不振才是問題的根源
據2013年上半年溫州海關的數據顯示，在統計的10個行業中，只有3個出口略有增長，其余7個都是負增長，最嚴重的打火機下降了32.2%。
在永強，記者隨機走訪的5家皮革廠，有2家小廠停工，1家小廠每個月只開工1周，2家大廠都已大幅裁員。豪來邦皮革廠2012年裁掉了200多人，現在只剩下100多人。生產過剩充斥了這里的每個行業。據說溫州生產了全國30%的服裝，30%的鞋子，2/3的低壓電器，高峰時期生產了全球90%的打火機。
在擔保鏈的重災區樂清，有不少企業開工是為了強撐著給銀行看。一旦企業停止生產，銀行會起訴，并會對互保企業抽貸。這些做做樣子的企業，被稱為“僵尸企業”。2012年7月底，浙江省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一份調研報告顯示，溫州企業減產停產現象增多，全市3998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60.43%的企業減產停產。當然，開工不足也不都是負面影響，至少溫州的空氣質量得到了改善。以前溫州的天都是灰蒙蒙的，而8月初的幾天，溫州傍晚接連出現了美麗的晚霞。
溫州實業的問題是過去十多年不斷積累的結果。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是，2003年上半年，溫州GDP增速跌落至浙江省倒數第二，下半年更是滑落至墊底。
1990年代是溫州的黃金年代，做實業有豐厚的利潤。但沒有底線的價格戰，讓利潤逐漸變得像刀片一樣薄。至今價格戰仍是每天都在溫州上演的故事。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認為，目前溫州企業的實際毛利普遍在1%-3%，大多數不賺錢。
在走過了粗放式發展的黃金十年之后，溫州人沒能走出實業的天花板，而是走向了另一個方向。2001年8月，第一個溫州“炒房團”亮相上海，3天砸下5000多萬、買走100多套房子。除炒房團之外，每一種資產價格的上升，幾乎都有溫州人的影子——煤礦、棉花、貴金屬、油田等等。在資產價格的追逐中，溫州人又度過了10年，這被稱為“失落的十年”。1990年代，溫州的電氣、打火機、制鞋等行業都曾是溫州的名片，但是在失落的十年中，人們逐漸淡忘了它曾經實業上的領先，而是記住了它擅長投機。
記者在溫州走訪了打火機、皮革、不銹鋼、電氣、服裝、泵閥6個行業，發現越是衰落的行業投機現象越是嚴重，打火機、皮革、不銹鋼都是高利貸的重災區，而泵閥、電氣行業要好得多。
溫州的泵閥是全國的行業龍頭，也是溫州利潤率最高的行業。協會秘書長王挺文介紹，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泵閥的出口不但沒有受到影響，反而大幅度增長。由于技術水平不斷提高，當地泵閥以前大都出口到拉美和非洲，近幾年則以歐美為主。泵閥技術最領先的企業嘉利特荏原，產品搶手到需要提前半年預約，2012年公司人均產值124萬，利潤很高。這家公司是與日本的泵閥龍頭企業合資而成，日本的技術加上中國低成本制造，使得公司的競爭力很強。溫州泵業1900多家企業今年沒有一家停工，也很少有人搞投機。實業遇到困境時，人們總會說產業升級或轉型。但事實，“企業不轉型是等死，轉型是找死”的現象在溫州并不鮮見。光伏和造船是溫州這一輪轉型的兩個重要領域。
樂清黃華港，造船廠里成片的塔吊，遠看非常壯觀，但近看就能發現塔吊上已銹跡斑斑，船塢雜草叢生。幾年之前，這里的每個船塢上都有上千名的工人在忙碌，熱火朝天。現在連成片的十多家船廠都倒閉了。前幾年，不少有實力的企業蜂擁至造船業，雄心勃勃地想把溫州打造成中國的造船基地。莊吉集團就是外行進入造船業中最大的企業。然而它面對的現實是，中國在2001-2010年，造船噸位實際能力和生產能力增長了2000%。2008年后，世界航運不景氣、船東棄船等因素頻發。至去年全球噸位過剩8000多萬噸，當中7000萬噸是中國的過剩能力。
莊吉的巨額投資打了水漂，銀行巨額債務則讓這家知名的服裝企業走到生死關頭。
溫州企業轉型升級大多數用的都是銀行貸款。“眼鏡大王”胡福林的信泰眼鏡公司，注冊資金2個億投資光伏產業，資本基本都是銀行貸款。光伏產業傾覆后這家溫州企業也遇到滅頂之災。
溫州中源會計師事務所主任劉旭海從1990年代就開始給溫州的企業服務，在他的印象中，溫州企業2003到2005年還在不斷成長。“一個是2006年《勞動合同法》出臺，一個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對外貿的影響，這兩件事對溫州企業的影響非常大。”
溫州的產業一直處于流失狀態。曾經聞名全國的溫州橋頭紐扣市場、廟市口服裝市場，在1980年代都已是過10億的大市場，現在它們早已被義烏小商品市場取代。在失落的十年中，大批企業離開溫州。很多人認為，是溫州的土地資源有限，制約了公司發展。黃發靜曾經對100多家撤離溫州的企業做過調查，真正土地的原因不到40%，60%是對發展環境不滿意。
“為什么當初在資源條件沒有優勢的情況下，溫州能成為改革開放的先行者？而現在改革開放30年了，溫州卻在急劇倒退？是老百姓變了，是企業家退化了，還是政府的問題？這個問題要好好思考。”黃發靜認為，十幾年以來實業問題在不斷累積中，但政府并沒有對這些問題進行系統性研究和引導。他所說的并不限于溫州。在勞動力成本上升、原材料價格上漲、人民幣升值的背景下，中國制造業都在面臨巨大挑戰。
試驗區還不上改革欠賬
欠債不還錢，殺人不償命。這個社會還有誠信嗎？溫州欠了一筆巨大的改革賬，不是一個溫州金融改革試驗能解決的
“溫州遇到了建國以來最大的危機”已是共識，有人認為溫州3年能回升，有人認為是5年，還有人認為是10年。
2011年10月，民間借貸危機爆發后，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親自到溫州調研，不久之后溫州金融改革被提上日程。2012年3月，溫州成為國務院批準的第一個金融綜合改革試點城市。
但是金改一年以來，溫州人多對金改持質疑態度。“建一個金融廣場、招來108個高級金融人才就是金改了？”、“金改不過是京都文化”、“金改就是廢紙一張”——這樣的評論比比皆是。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在內部講話中也承認，這一年的改革，“有5個小菜，沒有大菜。”很多人認為，金融辦是拿著尚方寶劍不敢用。
全國并購公會會長王巍認為，“溫州金融改革是要把民間的東西，變成體制內的東西，這樣的改革不是改革。”
對于溫州目前的危機，金融改革起不了什么直接作用。在金改后成立的民間借貸登記中心，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中心的資金成本在下降，“因為資金的供給比較多，但是符合借款條件的很少。”是金融過剩而不是金融短缺，造成了溫州的危機。根源上，是溫州的實體經濟出了問題，金融再發達也不能改變這個事實。
自從危機爆發以來，溫州的整個信用體系已處于崩塌狀態。企業不相信銀行，銀行也不相信企業，企業之間也沒有信任。信用曾經是溫州人的驕傲，一個電話就能借來幾百萬，民間的信任感非常強，而現在這一切都要歸零。
溫州的民間借貸，最初是一種人和人之間互相信任。但溫州經濟高速發展這么多年，民間信用還是依托于人情社會的原始形態，而沒有進化成現代的信用形態。溫州的民營企業一開始就是低、小、散的狀態，這么多年過去，低、小、散如故。
“這些都是溫州市政府對社會的欠賬。”永強的那位行業協會會長說，有些事關全局的事情應該由政府引導和推動，現實是這些年政府幾乎什么也沒有做。他所在的行業，幾年之前就想做整合，成立幾個有競爭力的大集團，但是因為土地緊缺的問題遲遲不能推進。因為對發展環境失望，行業里有200多家企業搬出溫州。
“很多人認為，溫州能發展起來，是因為政府無為而治。這種看法是錯的。”黃發靜說，溫州歷史上的好書記為企業營造了很好的軟環境，他們能夠傾聽企業的聲音，因而能夠出臺很多對路的政策。但發展得越快的地方，既得利益的問題就越嚴重。這些年溫州人越來越富，公務員階層的心態卻越來越不平衡。在這次的民間借貸風波中，有大量的公務員參與了民間借貸，龍灣區一位旅游局官員爆出了高達10億的民間集資。記者采訪的許多企業家都談到了溫州“小鬼難纏”的問題，他們是溫州軟環境的負能量。
馬津龍曾任溫州政策研究室主任多年，在歷任的書記中，他最懷念1980年代的兩位書記袁方烈、董朝才。“溫州沒有地理、資源、人才等優勢，它能發展起來，就是因為它有政策上的優勢。”他回憶，這兩位書記都非常有魄力，敢于挑戰既有的、不合理的東西，激活民間的創造力，整個社會都是欣欣向榮的氛圍，“那才是真正的改革”。
2013年6月，在非常突然的情況下，調令傳來，省委常委陳德榮不再兼任溫州市委書記，新書記陳一新上任。
企業界對于陳一新的上任寄予了極大期望。在他上任當天的講話上，實體經濟是放在第一位的話題。老書記陳德榮注定是一個有爭議的人。他有魄力。“拆違”（拆除違章建筑）是他的標簽，溫州城市面貌在他的治下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因此有市民在他離開時寫詩懷念他。但這么多年陳德榮很少召開企業家座談會。溫州的危機爆發之后，記者采訪的兩位商界領袖對他說過相同的話，“您只要拿出拆違10%的精力關注溫州經濟，溫州就會好很多”。但是他都是一笑置之。
企業界密切關注著新書記陳一新的言行。民間的、行業性的自救已經無能為力，2011年以來，許多行業協會成立了基金幫助企業度過困難，但是最終不能持續。對于他們來說，在這樣一個持續深化的危機中，也許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扭轉局面。
這兩年，溫州市政府各個部門頻頻出臺各種政策，似乎很賣力。最近溫州市政府在搞“3萬行動”，讓上萬名干部到萬家企業解決上萬個問題。“不用這樣搞運動，哪怕1萬人每天能只解決1個問題，溫州就有救。”一位企業家說
黃發靜認為，溫州的問題很多，但從政府層面講最核心的問題是“這3年來沒有處理好金融危機”。政府沒有強有力的措施、果斷集中處理債務問題，這導致惡意逃債、轉移資產的事情很常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沒有了，壞人不受懲罰而好人受懲罰。“這個問題不處理好，就是欠債不還錢，殺人不償命。這個社會還有誠信嗎？你拿什么去搞經營？”他希望政府盡快有行動，“第一可以追回一部分損失，第二可以安定人心，在法律的基礎上恢復大家的信心。”
2002年，黃發靜率領溫州的打火機行業，打贏了歐盟的反壟斷官司。在這樣的國際舞臺上，溫州人并不怯場，“溫州人的洞察力是世人難比的，如果從溫州的產業、溫州人來看，溫州還是有救的。”
對于這樣一場還在蔓延的危機，當它惡化到一定的時刻，就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了。也許正如經信委的那位官員所言，只有靠時間，才能慢慢治愈這里的傷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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