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悍然決定“購島”，
在危害中日關系大局的錯誤道路上邁出了危險的一步。
迅速激化的釣魚島爭端背后，隱藏著日本政府怎樣的野心？
日趨緊張的中日關系，我們該如何應對？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梅新育（微博）
釣魚島爭端大幅度升級，已經將中日經貿戰推上了決策者和民眾選擇的前臺。我國有能力讓日本在經貿戰中付出較大代價，但在實施對日經濟制裁時，我們需要周全考慮、設計制裁原則、目標、終結、領域、方式，以便實現成本最小化而收益最大化，避免出現事與愿違的結果。
中日經貿戰：日本代價更大
可以確定的是，中國有能力通過貿易制裁給予日本較大損害，而使自己付出的代價小于令日本受到的損害。因為中日雙邊貿易在兩國各自貿易總額中所占份額已有明顯差異，日本對中日貿易依存度成倍高于中國對中日貿易依存度。
從貨物貿易總體而言，日本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占份額趨向下降。1993—2003年間，日本一直是中國最大貿易伙伴，但于2004年被歐盟、美國超越，后來又落到東盟之后。
2002年，中國對日貿易1019億美元，占當年外貿總額的16.4%；對日出口484億美元，占當年出口總額的14.9%；自日進口535億美元，占當年進口總額的18.1%。
2011年，中國對日貿易3429億美元，占當年外貿總額的9.4%；對日出口1483億美元，占當年出口總額的7.8%；自日進口1946億美元，占當年進口總額的11.2%。
相反，2011年日本出口總額、進口總額分別為8227億美元、8543億美元，按日方統計數據，對華出口已占其出口總額的19.7%；按中國海關統計數據計算，自日本進口已占當年日本出口總額的23.7%，對日出口則占當年日本進口總額的17.4%。這樣一種不對稱的依存度，且中國對日出口少于自日本進口，決定了中國有能力讓日本在兩敗俱傷的經貿戰中付出更大代價。
同時，如果在對華直接投資中受阻，正經歷著艱難轉型升級和重新布局的日本產業生存發展前景將受到較大損害。
生產成本和技術革新的變化已經使得曾經是日本制造業驕傲的家電等產業陷入全行業虧損的窘境，需要通過轉型升級和向海外重新布局來擺脫困境。
而在承接日本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方面，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作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中國在國內市場規模、人力資源、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產業配套等方面的優勢，不是其他熱門新興市場和大多數發達國家所能比擬的。
進一步地看，中國作為一個在大國之中經濟增長率、進口增長率最高且宏觀經濟穩定性數一數二的國家，絕大多數志在稱雄全球市場的產業或企業，如果不能打入中國這樣一個高成長大市場，就必然意味著其占據全球行業前列的夢想破滅。
關于這一點，看看康師傅和旺旺如何通過早早投資大陸而躍居臺灣島內食品行業前列，看看雪孚集團等德國老牌工程機械廠商如何因為1990年代與中國企業合資失敗而在10余年后的今天淪為中國工程機械企業收購的標的，就不難理解。
同時，經過去年的破壞性地震和由此而來的客戶、市場份額等損失，許多此前不愿意向中國轉移生產的日本技術、資本密集型企業，也已經不得不考慮至少向海外轉移一部分生產能力，他們越發難以承受被中國這個數一數二的投資地點拒之門外的代價。
在實踐中，中國對日本發起的經濟制裁已經給日本造成過重大殺傷，從而迫使對方自律。在2001年“大蔥之戰”中，由于日本單方面對中國大蔥實施緊急出口限制，中國宣布對日本汽車、手機等機電產品進口加征100%報復性關稅，就導致日本相關產業陣腳大亂，日本著名工程機械廠商加藤公司此前從未裁員，在那次制裁中也不得不突破了這道底線，該公司與廈工集團醞釀中的合資也宣告泡湯。
對日經濟制裁領域的選擇
作為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出口大國、進口大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大國和迅猛崛起的對外投資大國，我們在選擇對外經濟制裁時，可以從貨物貿易進口、貨物貿易出口、服務貿易進口、服務貿易出口、外資市場準入、對外融資與對外直接投資等多個方面選擇。根據中日兩國各自的比較優勢，在選擇對日經濟制裁的領域時，我們主要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
貨物貿易進口。進口能力就是權力。一般情況下，一國作為最終消費者進口的數量越大，該國由此掌握的對出口國的潛在影響力也就越大，因為出口國企業和政府為了保住這個重要市場，往往會不得不接受進口國的游戲規則，有時甚至會不得不接受與本國法律抵觸的進口國司法制裁。關于這一點，我們在前兩年美國市場上的“豐田質量風波”中已經見識得非常充分。
正因為如此，鑒于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進口大國，近10年來進口年均增幅高達全球進口年均增幅的兩倍多，持續的經常項目收支順差和全世界最高的外匯儲備又賦予中國可持續的巨大進口能力，全世界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國家寄希望于對華出口，我國通過進口渠道影響其他國家的能力正在日益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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