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方法已經有了，它就是網絡。網絡本身是一種技術創新，但它的社會意義是“為公眾增權”，因為它能夠把分散的信息、知識、智慧與意見匯總與傳播，從而增強了普通人的行動力量。三鹿事件最終被揭發，離不開網絡平臺的作用。方舟子質疑特侖蘇的品質與價格，蒙牛必須解釋，主管部門Cye.com.cn必須回應，這一切，離開了網絡平臺便不可想象。不僅如此，積極地利用網絡，可以實現社會集體行動的創新；新慈善運動便是典型例子。通過網絡匯聚小額捐款，使意愿與目標精準匹配。通過網絡使信息透明，使捐贈者看到善款與服務配送的全程。所有這些，已經是身邊的現實。
從這里回頭看丁磊養豬，有三點引發聯想。第一，富如丁磊，也要養豬，說明食品安全問題嚴重，說明有人要行動，為什么不好？第二，依托于市場和新技術，跳出傳統監管的老套路，尋求新思維，應該支持。第三，丁磊打算利用其技術特長，將養豬過程在網絡上公開，這有點索羅斯所講的“開放社會”的意思。讓過程對公眾開放，總歸對消費者有利。
誰也不能保證試驗一定成功，丁磊也不能。但是在網絡世界，成功的條件是每個人都參與。我們也許先需要有一種烏托邦，同時通過多樣化的試驗和擴散，最終會改變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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