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上看，近年，有兩大外部變量推動了天府軟件園的快速發展。
首先是金融危機之后，各巨頭公司為減少成本將研發基地西移，成都往往是它們新研發中心的第一目的地。于是，成都順理成章地由原先知名的外包軟件基地，升級成為巨頭公司戰略研發基地。
其次，2010年以來移動互聯網的爆發，使成都適合創業的優勢充分體現了出來，大量的開發者從大公司出走，或者從北上廣回流成都創業。
“做園區不僅僅是經營不動產。”杜婷婷對軟件園的運營有清醒的認識：“然而，吸引大公司和創業公司是兩回事。”杜婷婷對《商業價值》說。
的確，服務開發者這樣的小型創業者團隊，要涉及到十分瑣碎的工商、稅務和法律等瑣碎環節。如果沒有一支與創業公司屬性相匹配的管理團隊，是難以吸引有潛力的開發者的。
據本刊了解，實際上，國內絕大多數軟件園，都是由開發區管委會的官員，或者下屬投資公司的官方管理人員（政府部門的人員互相流動）直接運營。而大連軟件園為代表的模式是由私營公司運營。此兩種運營模式都不適合于服務白手起家的創業者。前者效率不高，對小規模創業者扶持力度不夠；后者則以盈利為導向，不能給有潛力的創業者留有足夠的試錯機會。
而天府軟件園引入了職業經理人機制。杜婷婷所在的運營公司團隊中，無一人來自政府部門。政府充分下放權力，但在面向對象、經營價格、社會收益等方面卻有著明確的考核指標。
實際上，國內很多軟件園區經過長期的發展，由于種種原因，已經不能將業務聚焦于高新企業，出現了動作變形。而成都天府軟件園發展到現在，尚無一家入駐企業來自高新技術行業外，并且只有一家美國公司由于金融危機，總部出了問題撤出了軟件園。顯然，天府軟件園的這種運作模式，容易找到社會收益與盈利回報之間的最佳平衡點，使園區的長期發展不至于偏移初衷本意。
另一個實際情況是，中國目前的軟件園產業，尚沒有一個權威的統計與評價報告。在杜婷婷看來，各大軟件園在自身定位和理念層面都存在著很大的不同。專業化服務，注重社會化效益、隱形收益，是天府軟件園的基本理念。
“軟件園不應該有標準的模式，如果說一定要有，那么就是跟他所承載的科技公司使命相似——管理創新。”杜婷婷說。
這也就是為何尼畢魯可以3000元創業，王暾可以在公司賬面上僅剩下1.4元的窘境下仍可以東山再起的原因。
在軟件園快速發展的3年之中，開發者們也已經在移動互聯網的舞臺上嶄露頭角：尼畢魯和Camera360已經東成西就，優聚軟件和酒店達人正在快速成長，新晉開發者則在它們的明星效應下躍躍欲試。
雖然整個園區一片欣欣向榮，但天府軟件園運營方和其中的開發者并非沒有“短板”訴求。
成都優質的創業環境，使移動開發者們能夠安心于產品創新。然而，悶頭做事的弊端是信息組織較為松散。而移動互聯網沒有壁壘，但需要氛圍，同樣需要分享經驗的平臺，這恰恰是天府軟件園目前正亟需加強的薄弱環節。
5月份，楊祥吉低調入京，走訪了包括觸控科技在內的若干京城知名公司。回成都后他在微博中寫道：“在北京見了幾個全國頂尖的企業家，深深感到自己的潛力沒有發揮完全，以前格局太小，守著小包子鋪不撒手，生怕丟了生活來源。現在這個時代除了手藝好，還要眼光準執行狠，霸氣十足的團隊才可以生存發展，不然會淪為曇花一現。”
“北京、上海是信息過載，成都是信息不暢。”劉張博對《商業價值》評論道。
不過，這種局面似乎已經有所改觀。除了當樂網的移動互聯網大會、四川互聯網大會等例行行業會議之外，由成都開發者自行組織的會議和沙龍正在越來越多。例如，從今年2月起，李萬鵬會作為本地組織者每個月承辦一次HTML5技術推廣會議，36氪、IT龍門陣等媒體也紛紛造訪軟件園。
顯然，成都的開發者們還可以創造出更大的生產力，一切都有待開墾。
曾經在北京知名商業刊物做記者的徐冠群，在去年加入了酒店達人團隊，開始了自己的成都生活。她發現，自己在面試求職者的時候所提出的“App新版本上線時周六需要加班”的要求，令很多成都年輕人難以接受。
“雖然成都創業環境輕松，但畢竟我們是同北京、上海和深圳的對手去競爭。”徐冠群對本刊說。
無獨有偶，杜婷婷和周江也早已把目光投向了北上廣。他們向本刊透露，規劃中先把本地的創業者聚集到軟件園，之后肯定要把天府軟件園的品牌打向全國。
“我們也在練內功的階段。”周江說：“雖然整體水準還不高，但這里一定會誕生偉大的企業。”
自稱喬布斯的信徒、偶爾打坐冥想的楊祥吉笑稱自己很幸運，因為他不必如喬布斯那樣千里迢迢到日本尋找禪宗，成都市區內就有若干千年古剎。
的確，對于這些年輕的開發者來說，成都就是他們實現激情、夢想和信仰的沒有壁壘的城池。
想認識全國各地的創業者、創業專家，快來加入“中國創業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