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的夾縫中“跳”來“跳”去
調研過程中，呂途認識了“80后”打工者王佳。這個1981年出生的貴州姑娘，外出打工以來，已經換過6份工作。
“我干得最短的是第一份工作，5個月。最長的一份工作做了3年多。”
“這種跳槽頻率，在80后打工者中實屬平常。他們換工作的頻率，比他們的父輩要高得多。”呂途說。
公益組織“工友之家”《打工者居住狀況和未來發展調查報告》顯示，在蘇州，80后打工者近年來平均每9個月換一次工作，而上一代打工者每3.4年才換一次工作。
上一代打工者的原因大都是被動的，包括工廠倒閉、金融危機。新生代打工者，換工作的原因則更加主動了。
王佳第一次換工作的原因是工作臟、工資低。
她這樣描述第一次的打工經歷：“1998年第一次打工，到了東莞，那個廠子是做印字的。我的手都脫皮了，弄到衣服上都洗不掉，都被氧化了。第一個月發了250元工資，一個星期左右，200元就花沒了，只剩50元。聽親戚和朋友講其他地方的工資，就感覺自己工資太低了，工作也比較臟。一看到塑料廠招工，我們幾個就換廠了。”
而河南姑娘聶夏云，換工作則是害怕受工傷。
有一天晚上，和她一起工作的女孩子，手被機器壓斷了。之后，聶夏云“每天晚上上班的時候，感覺腦子里面就會聽見救護車的聲音，然后就特別害怕”。不久，她離開了這家工廠。
除了自我保護意識增強，80后一代打工者，普遍更重視自我。
2002年，湖南青年陳若水辭去了在廣州的保安工作，原因是覺得工作太無聊。“那個時候天天就坐在那里，剛開始還能回憶過去，后來慢慢就無法忍受了。學不到什么技術，又賺不到錢，還不如走了。”
于是，陳若水開始學做模具。為了提升技術，他在幾個月內換了6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只干了半天，老板說我技術還不行，就沒要我。不過那個老板算好的，他把半天的工資結算給我了。”
幾經輾轉，陳若水的技術有些進步。一家模具機械加工廠的老板為了挽留他，加了3次工資，不過他還是要走。
“我告訴他，以我的技術，在那個時候也就只值那個工資，我只是想多出去闖一闖，想多學一些東西。做這行，見得越多，技術提升得越快。”今年33歲的陳若水說。
全國總工會《2010年企業新生代農民工狀況調查及對策建議》顯示，換過工作的80后打工者中，主動提出結束合同的比例為88.2%，高出傳統農民工16.9個百分點。19.2%的80后打工者表示近期有換工作的打算，超過傳統農民工4.3個百分點。
“上一代打工者并不習慣這種頻繁跳槽。在他們的理念里，工作不穩定是貶義的，因為工作不穩定多會導致收入不穩定和居住地不穩定。”呂途說。
但80后打工者，則顯然更適應高速變化的城市生活。他們換工作的理由，也和城市青年相差無幾。
呂途看好這種青年擇業的生態：“這給他們找到更好的工作提供一種可能性，也給企業造成壓力，迫使其改善條件。”
“城鎮化”的80后農民工
問題是，當年輕的農民工逐漸成長后，農村的房子怎么辦？
“現在把房子都修好啦，等兩個孫子結婚的時候都不用再修房啦。”林婆婆說。
與林婆婆的期盼相比，她的兒孫輩離農村已經太遠。
冉艷的兒子王濤生于1991年，上學到高二，就出來打工了。現在在東莞的一家廠里做芭比娃娃，一個月工資有2000元左右。
王濤談及自己的工作，明顯與父母不同：“我們做的芭比娃娃，一般會賣到美國，高的要賣7000多美金，現在是高科技的，前面有攝像頭、顯示屏。我們廠一天可以做這種高端的芭比娃娃四五千個。也有一些低端的，我們廠是美國和香港合資的。”
他的生活，也并不“苦哈哈”。
他每個月的開銷主要是：買衣服、打球、上網或者和朋友一起吃飯。他每個月不給父母交工資，只是會給父母買衣服和充電話費等等。
“現在我買衣服有時一個月花500元，上網的錢不多，打球也不多，在廠里住，扣水電費80多元，生活費一個月扣180元。但是我沒有在廠里吃，中午到廠外吃飯，因為廠里的伙食很差，有80%的人沒有在廠里吃飯。現在消費太高了，叫幾個人一起吃飯，喝點酒就要花200多元，一個月的生活開銷要花700多元。”
“新工人們在城市生活了一段時間以后，從生活方式到消費模式，都已經是城市人了，很難重新適應鄉村生活。像王濤這一代，甚至沒有種過地，很小就在城市里生活，對土地和農村缺乏認同感。”呂途分析說。
據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發布的2009年調查數據，80后新工人平均寄回、帶回老家的金額為5564元，占外出從業總收入的37.2%。而他們的父輩農民工平均寄回、帶回家的金額為8218元，占外出從業總收入的51.1%。
在呂途眼中，冉艷們是夾在城鄉之間的一代：“有在農村生產生活的經歷，但是外出打工謀生已經是他們現在的生活方式。”
而王濤則是迷失在城市之中的一代。年輕打工者生活方式的“城鎮化”速度，已經逐漸超過了制度的“城鎮化”速度。
“他的工作已經是工業化的一部分，他的生活方式是娛樂和消費主義的一部分，他的發展夢想是城市化的一部分。即使意識到了艱難，80后、90后打工群體也很少將老家作為退路。”呂途說。
那么打工者辛苦做“房奴”，到底意義何在？
“他們在為 彼岸 進行著投入，這是他們現在艱苦生活的安慰劑，是現在努力拼搏的興奮劑。”呂途為此感到擔憂和悲哀。
讓打工者逐漸融入城鎮，已是大勢所趨。
今年5月27日，國務院轉發了國家發改委《關于2010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首次在國務院文件中提出在全國范圍內實行居住證制度。
該意見的“推進城鄉改革”部分提到，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將加快落實放寬中小城市、小城鎮特別是縣城和中心鎮落戶條件的政策。進一步完善暫住人口登記制度，逐步在全國范圍內實行居住證制度。
李鐵指出，對重點人群的改革，可根據不同規模的城市、外來人口所占的比重設置落戶條件。如京滬居住和就業年限可以相對長一些，京滬轄區的郊區縣和小城鎮條件應適當放寬。“其他城市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明確條件。除居住和就業年限外，不可再行設置其他條件。”
對于未來，王濤有明確的期待。
“我不太喜歡老家和東莞，這里不好玩，工資也不高。等有錢了想到上海開超市，那里發展空間大。”這個來自重慶農村的青年，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上海。
想認識全國各地的創業者、創業專家，快來加入“中國創業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