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不乏悲情的歷史英雄，卻算不上時間的選民。
在1980年代開始全面展開的“改革時代”，讓錯位的時間終于遇見“另一個我”，一度中斷的歷史也被重新續接起來。發軔于19世紀中期，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會計制度和股權制度完善、全球貿易發展而成熟，并在20世紀成為市場主流的企業，在中國得以快速生長。
在“家業”和“事業”之間，“企業”終究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坎兒，創業的內涵也從創造事業，演進到創造企業。1980年代，在計劃經濟體制之外的荒野上新創立的企業中，聯想、海爾、TCL、格力等等，盡管以國企或集體企業為名，但是逐步實現了技術的現代化、管理的現代化和產權的多樣化。
柳傳志、張瑞敏、李東生等第一代企業家，也被時間選中，成為續接歷史的英雄。這些一直致力于“國富民強”的實業家們，清醒認識到并勇敢地背負起自己身上的責任，繼承著近代以來中國商業的精神力量，用自己的行動為這樣的精神內核提供新的注腳。
中國的市場經濟伴隨著企業的生長而壯大，在新世紀的新經濟形態中，創業漸漸抽離出集體和國家的色彩，越來越成為個人化的選擇，這也暗合自由市場的基本邏輯：“事業”的發展必然在市場中自然生長，新生代創業者必須在基本的游戲規則之下合理競爭，用最優的效率配置資源，通過為他人創造價值來獲取利潤，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繁榮。
不管經歷多少周折，市場經濟終究是未來的趨勢和道路。與上一代已經成為企業家的創業者們相比，新生代創業者正在通過個性的張揚和自由選擇來確認自己時間選民的身份，從歷史的角度看，從集體到個人，他們在時間的長河中，必然遇見屬于自己的英雄。
天賦遇見角色
不管在傳統向現代轉型之中的中國，還是在更加自由、但社會分工卻已無限深化的西方社會，人們必須通過特定的身份和角色，在社會坐標系里定位自己，這些身份和角色，也成為割裂人們天賦和自由的壁壘。這并不總是讓人沮喪，總有這樣一群富有激情和冒險精神的人，會打破這些壁壘，在不同的身份和角色轉換中，獲取更大的自由。
創業者就是這樣一群人。
1960年代，出生于匈牙利布達佩斯的安迪·格魯夫逃出祖國，這位在逃亡途中也要看幾場歌劇的年輕人，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博士學位，并成為一名出色的科學家，他撰寫的《物理學與半導體設備技術》，至今仍是相關專業的入門書。
離開伯克利之后，格魯夫加入企業，不管是仙童還是后來的英特爾，對技術情有獨鐘的格魯夫總是扮演研究和開發的角色。他把創造“摩爾定律”的摩爾當作自己的知己，卻對激情四射的諾伊斯不以為然；當摩爾將離開仙童創辦英特爾時，格魯夫自告奮勇加入，當他得知就連喬布斯也為之著迷，并將之視為導師和“父親”的諾伊斯也在其中時，他甚至有些失望。
1976年，他成為英特爾的CEO，10年后接任總裁，再10年之后成為董事長；1998年，美國管理學會賦予他“年度杰出經理”稱號；2004年，他被沃頓商學院提名為25年來最有影響的CEO。從一位科學家到杰出的管理人員，屢次拯救英特爾，創出更響亮的品牌，格魯夫經歷了怎樣的轉變和突破？
格魯夫是幸運的，他身處于美國西部，恰逢硅谷興起，手中掌握了又是產業大發展必需的新技術，這仍然不夠。在商業的基本邏輯面前，即使像格魯夫這樣聰明且有天賦的人，也不免要經歷恰當的方法、艱難的努力、必要的時間甚至痛苦的過程。
幾十年后，擺在中國新生代創業者面前的環境要復雜得多。在創業之前，他可能是多年來在單純的實驗室中與技術糾纏的科學家、在官場中熏陶多年的精英，甚至是一家公司的普通職員，多年來習得的知識和成長環境，已經把一個人塑造成自足的整體，在市場不免殘酷的競爭面前，他們必然經歷痛苦的蛻變，才能成功。
令人無奈的是，這樣的心態轉換和突破從來不會像我們想象的那樣短促而有力，創業永遠是行動而非思想，即使創業者獲知了管理和市場的全部秘密，也無法完全規避失敗的風險。他們必須在復雜到殘酷的現實之中追尋自己的內心，傾聽它的呼喚，在它與社會、市場需求之間找到對接點，并為之付出一切。
創業者從來不缺少激情，甚至也不缺少天賦，但他們需要一條路徑，并要在其中堅持到底。聯想之星要做的，正是這樣一件事，聯想控股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聯想之星總經理唐旭東說：“當學員遇到困難時，聯想能幫多少就幫多少。”在富有激情和天賦的創業者通往未知的路上，聯想對企業發展規律和管理的認識，可以在技巧、方法層面為他們提供幫助，讓他們在創業的漫長過程中，盡快發現和確認“另一個我”。
聯想無法扮演上帝，卻可以成為他們在痛苦現實中的催化劑。從性情到理性，從“蒙著打”到“瞄著打”，從夢想的虛幻到行業趨勢的現實；像生意人一樣去做生意、像企業家一樣去管理企業，在聯想的幫助下，創業者可以加速實現自我突破與轉變。
未來遇見初心
4月，在綠公司年會上，柳傳志再一次講起他創業的動機，那是一個看起來極其簡單的理由：“再像以前那樣干下去，是沒有希望的，必須要走出來，自己創業。”我們無法完全還原一位中年人，當時在體制內的躑躅、蹣跚的困惑，卻可以在之后的艱難行進中感受到他的決心。
如今他已經是年近七旬的老人，聯想也在他手中，從11個人、20萬元投資，只有一間傳達室辦公的無名企業，成長為目前擁有近57000名員工，年營業收入約2000億元人民幣的現代大型企業集團。這不僅讓我們有些好奇，是什么讓他在無數磨難中走到現在，他本人在其中又獲取了什么？
最有可能的答案是“初心”，這是他與同事們在行動中逐漸清晰的愿景：我們希望能夠以自己的努力實現“產業報國”的心愿，希望做一個“值得信賴并受人尊重”的公司，希望在“多個行業擁有領先企業”，還希望能夠有“國際影響力”。
創業者在行動中會在兩個層面上經歷蛻變，一是事業的發展，二是財務自由。
在創業之始，人們通常都有一個美好的夢想，它是激情的來源，卻未必能在行動中保持穩定。當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必須經歷業務、戰略上的突破時，“與時俱進”與“隨勢俯仰”之間的界限就會變得模糊起來。此時的創業者是因應環境改變自己的夢想，推動企業繼續向前，還是改造它、豐富它，最終實現它，獲取更大的成功和心理滿足？這是一個嚴峻的選擇。
我們無法預知未來，因此也無法評價選擇的優劣，但是創業者總是能在行動中確認一個基本評價原則：是否創造更大的價值，是否讓更多人受益？聯想之星第五期學員丁根芳，正在經歷這樣的蛻變。他希望做一個持續創造價值、讓更多人受益的網絡平臺，但創業期間的挫折，把殘酷的生存問題擺在他的面前，他不得不像一個生意人一樣去做貿易來維持生計，當公司有所起色，再找回“初心”，涉足全新的領域。
財富是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的重要數據，卻也可能成為另一個似是而非的目標。當創業者們實現了個人的財務自由，擁有富足、高品質的生活，他的斗志、野心和夢想也可能慢慢消失，此時，企業的意義對一個人來講又意味著什么？
柳傳志的堅持可以提供一個經典的樣本：1993年，中科院賦予聯想員工“分紅權”，對于一個國有全資的企業員工來講，這無疑是一筆豐厚的回報，但柳傳志和他的同事們并沒有把這筆錢分掉了事，而是繼續放在公司里作為發展資金，直到8年后的2001年，這筆資金才作為員工持股確認歸屬。
這樣漫長的等待對個體來講是一種考驗，財富不僅意味著金錢，它也可能是企業的主人意識，和平臺不斷擴大、為更多人謀求幸福的“事業”。一個人必須將自己交付于更高的存在，才能獲取內心的安寧，這種存在可以是宗教、信仰和集體，也可以是他人、平臺和事業。
如果說柳傳志與先輩創業者之間的精神聯系——集體歸屬感，讓他在金錢和欲望面前獲取了某種抵抗力，當下以個人需求為出發的創業者的心靈，更容易迷失于金錢帶來的“財務自由陷阱”和欲望之中。
在財富之外，創業也是一個人內心豐富的過程，發現“另一個我”的意義，正在于此。聯想之星第一期學員王琳可以提供一個令人驚喜的視角：企業如人，也像是一個生命體，創業者伴隨企業一起生長。
市場、客戶、企業文化、管理結構，在商業這樣一個生命體中，創業者不僅做得，也要等得，從遠處看、近處看、有了生死之交再走入它的內心，一步一個世界，看到的，不僅是財富、平臺和事業，也是另一個來自“初心”、走向艱難和未知，卻又不斷豐富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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