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當我輾轉回到以色列的時候， 13歲的老大、12 歲的老二和10歲的小女兒都還暫時留在中國。選擇在那時回到以色列，完全是窮途末路：我的父親是猶太人，二戰時逃亡到上海，并在那里生下了我。母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就拋棄了我們，12歲那年父親去世，我就成了孤兒。長大后，我在上海銅廠當體力女工。結婚生下3個孩子后，丈夫離我們而去。留在上海，滿眼都是痛苦的回憶。正好那時中以正式建交，懷著一種逃避的心情，我成為了第一批回到以色列的猶太后裔。
初到以色列的日子，比想象中要困難許多。我不懂得那里的語言(父親教的古希伯萊語早已不在以色列使用) ，不懂得移民優惠政策(新移民可以有一筆安家費)，在特拉維夫的大街上，我壓根不知道怎樣才能生存下去。
我從上海帶去的積蓄只能維持3個月的生活開支，我必須找到賺錢的辦法，還要早日把孩子接到我身邊。我苦攻希伯萊語，學最基本的生活語言，然后，我在路邊擺了個投資最小的小攤賣春卷。
以色列的官方貨幣是謝克爾， 1謝克爾兌換人民幣2塊錢，更小的幣值是雅戈洛， 1謝克爾等于100雅戈洛。我的春卷小攤，每天能賺到十來個謝克爾。
當我的小攤生意慢慢穩定下來以后，1993年 5月，我把3個孩子都接到了以色列。
孩子們初到以色列的時候，受到了不少鄰居們的責難。以前在國內時，我一直秉承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原則，到了以色列以后，我依舊做著我合格的中國式媽媽：我把孩子們送去學校讀書，他們上學的時候我賣春卷。到了下午放學的時候，他們就來春卷攤，我停止營業，在小爐子上面給他們做餛飩下面條。
一天，當3個孩子圍坐在小爐子旁邊等我做飯的時候，鄰居過來訓斥老大："你已經是大孩子了，你應該學會去幫助你的母親，而不是在這里看著你母親忙碌，自己就像廢物一樣。"然后，鄰居轉過頭訓斥我："不要把那種落后的中國式教育帶到以色列來，別以為生了孩子你就是母親……"
鄰居的話很傷人，我和老大都很難受，回家后，我安慰老大："沒事的，媽媽能撐住，我喜歡照顧你們。"可是，老大說："也許，她說得沒錯。媽媽，讓我試著去照顧弟弟妹妹吧 ……"
第二天是祈禱日，孩子們中午就放學了。來到我的小攤，老大坐在我旁邊，學著我的樣子把打好的春卷皮包上餡，卷成成品，然后入油鍋去炸。他的動作一開始有些笨拙，但是后來越來越熟練……
老大身上的轉變大得連我自己都想不到，除了幫我做春卷，他還提出由他們帶做好的春卷去學校賣給同學。每天早上，他和弟弟妹妹每人帶20個春卷去學校，放學回來的時候，會把每人10謝克爾的賣春卷收入全部上交給我。我覺得很心酸，讓他們小小年齡就要擔起生活的擔子。可是，他們沒有表現出我想象的那種委屈，他們說他們慢慢開始喜歡這種賺錢的感覺了。
鄰居太太經常來跟我聊天，告訴我正規的猶太家庭應該如何運作，應該如何教育孩子——猶太人從來不覺得賺錢是一個需要到達一定年齡才能開展的活動，與中國的"教育從娃娃抓起 "一樣，他們始終覺得 "賺錢從娃娃抓起"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鄰居太太告訴我，在猶太家庭里，孩子們沒有免費的食物和照顧，任何東西都是有價格的，每個孩子都必須學會賺錢，才能獲得自己需要的一切。我覺得這樣的教育手段比較殘酷，不是那么容易接受。但是，孩子們在學校也被灌輸著這樣的理念。他們比我更容易地接受了這種猶太法則。于是，我決定改變以前在國內對孩子們的習慣，試著培養他們成為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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