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 段紹譯
段紹譯
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教授對本文的評價：
段紹譯先生既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又是一位理論家。他學以致用，從經濟學得到啟發，在業務上得到成功。這篇討論普通百姓如何致富的文章，從財富如何創造的理論，談到如何投資，如何理財。其中的觀點對政府制定政策，對企業投資決策，對個人理財都有很大的參考意義。他的經驗具有很大的實用價值。無怪文章發表之后很快就有許多讀者向他請教。我衷心希望他的觀點能夠廣為傳播，幫助大家致富。
說起發財致富，幾乎很少有人會說“不喜歡”的！今天我想跟大家談談普通百姓如何致富的問題。這一問題分以下五個方面來談：
1、容易致富的制度前提是什么？———自由市場經濟制度。
2、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致富之路：
1)、先考慮多學知識，少考慮賺錢。當你成了某一專業的行家里手時，財富就開始向你靠近；
2)、想當老板的人最好先去打工、學技術、學管理、學習投資理財作老板，不能當老板的人不斷學習提高素質尋找好工作；
3)、只要學會理財，不做老板也發財！不建房、不買房子住，但可租房子住，買房子賣；不買人壽保險；不考慮到銀行存錢吃利息；有錢盡量用于投資，自己不會直接投資就將錢借給會投資的人，自己只吃比銀行高得多的利息。
3、辦企業是最能創造財富的。
4、怎樣才能投資辦企業作老板？
5、怎樣理財？不做老板也發財。
一、容易致富的制度前提是什么？
茅于軾教授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什么是國力的基礎？”他在說什么是國力的基礎之前，先說了什么不是國力的基礎。比方說“資源”、“人才”、“科學技術”和“資本”都不是國力的基礎。為什么要這么說呢？因為：
1、資源不是國力的基礎。比方說，很多非洲國家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但所有的非洲國家無一例外都是貧窮國家。而日本什么資源都不富有，但日本卻是世界上第二經濟強國。新加坡也是一個除了陽光和空氣之外，什么資源都不富有的國家，但新加坡的人均國民收入卻排在世界的前列。
2、人才不是國力的基礎。盡管中華民族人才輩出，但我們國家這么多的人才卻并沒有讓我們的國家強大，我們很多一流的人才總是留不住，很多都跑到外國去了。據有關資料的不完全統計，20多年來，我國培養的研究生中，最優秀的三分之一大部分被美國、日本和歐洲吸引去了，以至于美國加利佛尼亞的“硅谷”被美國人叫作“清華谷”，也就是說“硅谷”很多有成就的科學家是從中國的清華大學畢業的；中等水平的三分之一的研究生大部分被在中國的外資企業吸引去了；只有剩下的才為中國大陸人民服務。盡管這樣，我國的人才的絕對數量仍然是可觀的，但很大一部分人才在我們的國有企業和政府機關，他們根本就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3、科學技術不是國力的基礎。古往今來的例子比比皆是，比方說中國在古代有四大發明，但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后用來干什么呢？---很多人用來選擇墳山和屋場的風水。可笑的是當年蔣介石與毛澤東大戰而不能取勝時，蔣介石竟派人去韶山挖毛澤東家的祖墳以破壞毛家的風水，但還是未能轉敗為勝。而西方人卻利用中國人發明的“指南針”開辟了新航線、發現了新大陸。
中國人發明了火藥，但火藥被發明之后主要是用來做煙花和鞭炮，用來驅邪弄鬼信迷信。而西方人卻用中國的這一發明制造了先進的武器，用這些武器打開了中國的國門。
更有趣的是：1979年農村改革以前，很多地方已經普遍地使用抽水機、拖拉機、插秧機、打谷機等農業機械設備，看上去機械化程度已經很高了，但中國的多數農民仍然不能吃飽飯。1979年以后，共產黨改變了一下政策，使農民有了一點自由，但絕大多數農民憑借一家一戶的經濟實力還沒有購買農業機械的能力，他們只好改用水車車水，用牛耕地，用手插秧，用人工脫粒。但奇怪的是，在科學技術的應用普遍倒退的1980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卻有了顯著的增長，大部分農民一下子就解決了溫飽問題。
4、資本也不是國力的基礎。盡管在中國的小學課本里都說中國的落后是因為人口多底子薄。當然資本對經濟的發展很重要，但確實不是最重要的。如果說資本是經濟發展的原因的話，那我國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就已經是世界上資本最雄厚的國家，但我們這個資本最雄厚的國家發展了1300多年以后，我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2005年人均1352美元）卻排到了全球第112位。而美國在400多年前才被當作一塊“新大陸”被發現，當年那片土地上的人們連褲子都沒有穿上，但一塊“沒有穿褲子的土地”只發展了200多年，卻變成了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
另外一點，我認為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區區13億人實在不多，每平方公里才136人，即使假設一半的國土不適合于人類居住，每平方公里也不過272人。你看我們的周邊國家和地區，澳門每平方公里17450人，香港每平方公里6300人，新加坡每平方公里6010人，臺灣每平方公里570人，韓國每平方公里470人，日本每平方公里340人。他們的人口密度比我國的人口密度乘以2還要多得多，可偏偏那些地方卻不認為人口多了，還總是向我們中國大陸進口勞動力。
上面是我們和周邊的國家和地區比，下面我將我們自己和自己做個比較：中國的深圳每平方公里4240人，上海每平方公里2640人，江蘇每平方公里750人，廣東每平方公里480人，浙江每平方公里470人。可偏偏這些省區老是缺少勞動力，而地廣人稀的中西部省區卻總是說人口多了。中西部的任一個省區幾乎每天都有大量的勞動力去前面那幾個人口密度最高的省區去打工。你們看，世界上這么多的老鼠都沒有發現被餓死的，人乃萬物之靈，區區13億人怎么就多了呢？
雖然資源、人才、科學技術和資本對于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來說都是很重要的，但都不是最重要的。那么，國力的基礎是什么呢？縱觀整個世界，“私有財產權得到依法保護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是國力的基礎。這一制度比較完善的國家和地區，資源就能得到很好的開發利用，人才就不容易被浪費，科學技術就會快速轉化為生產力，資本也會變得越來越雄厚起來。
“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其實也就是“自由交換制度”，這一制度對財富的創造力是很多人無法想象的。在我們中國，五千年多來，對商業都是鄙視的，甚至有人說“無商不奸”。很多人認為只有農業、工業、建筑業等才創造財富，而商業是不創造財富的。一個商品從一個地方運到另一個地方，商品的數量并沒有增加，銷售的價格為什么卻增加了呢？有時甚至“賣商品的人”比“生產商品的人”賺的錢還要多得多，這難道不是“奸商”嗎？
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首先，世界上如果沒有“交換”，就很少有財富，最多就是一些簡單勞動得到的產品，我們身邊99%以上的商品都不會存在。我敢說，如果沒有交換，你們任何一個人，一輩子也做不出一個不銹鋼杯子。當然作不出這個杯子的遠不止你們。如果沒有交換，即使世界首富比爾·蓋茲花一輩子的心血也同樣作不出這個杯子。
另外，只是因為有了“交換”，各個地區的比較優勢才能發揮出來，“創造發明”才成為有價值的東西，每個人才能各施其長，“規模效益”才能得到體現。比方說，袁隆平先生發明了雜交水稻，但如果只有他一個人使用他的“發明”去耕種，他的發明還這么有價值嗎？
當然，要想讓“交換”發揮最大的價值，就要盡可能實現“人權平等”。如果存在特權，甚至有人可以強迫人家和自己交換，比方說我能強迫你把一個價值100元的商品作價10元賣給我，世界上的財富就會大打折扣。
另外，“交換創造財富”的另一重要前提是“保護私有產權”。比方說，“一塊黃金”在地底下埋一萬年等于“一塊石頭”，只有挖出來才是黃金。但誰愿意去挖呢？只有規定茅教授挖出來的黃金歸茅教授所有，我挖出來的歸我所有，你挖出來的歸你所有，我們大家才愿意努力去挖。但如果規定你們在座的每一位挖出來的黃金是歸我所有的，你們還去挖嗎？其實根本不需要這么規定，只要規定你們挖出來的黃金“可能歸你也可能歸我”，你們挖“黃金”的積極性就會大打折扣！
“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挖的“黃金”就好比是被規定“可能歸他們也可能不歸他們的”。所以，他們“高興的時候就挖，不高興的時候就不挖，并且一有機會就把可能歸他們也可能不歸他們的‘黃金’變為一定規他們的”。正因如此，國有企業不出現貪官是不可能的，只是貪的程度不同。我在這里說國有企業貪官的時候，并不說明我自己有多么高尚，如果讓我去做一個國有企業的高官，我也許比他們更貪。可見，保護私有產權對財富的生產多么重要！
而要建立起“私有財產權得到依法保護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關鍵靠政府。在中國，政府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有人說，“政府不一定能為企業和人民做什么，但他的力量足以讓企業和人民不能夠做什么。”所謂的“三年困難時期”中國餓死幾千萬人的慘劇，就是因為“政府有能力讓人民不能夠做什么”造成的。所以，一個政府主導的好的經濟環境是非常重要的。前年我去浙江義烏調研時，針對義烏的經濟狀況寫了一首詩：
《義烏經濟調研感賦》
東土取經到義烏，騰飛經濟譽神州。
干群勤勉增財富，黨政開明解百憂。
培育廠家超萬戶，流通商品達全球。
黃金淌地緣何在，敢為人先制度優！
確實，義烏曾經也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地方，但因為義烏地方政府非常開明，在全國率先給了當地人民非常寬松的經濟環境，加上義烏人民的勤勞好學，努力發展自由貿易，義烏的經濟很快就發展起來了。
前不久，《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的通過，為中國私有產權的保護提供了法律依據。但我們的政府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因為在“自由經濟制度”條件下，政府的職能主要就是：保衛國家安全、維護社會治安、促進社會公平和提供企業不能提供的公共產品（比方說：義務教育、環境保護、公路建設、基礎科學研究、最低生活保障等等）。在和平時期，政府最重要的職能是“保護產權以及維護市場的交易規則”，而不是直接去辦企業或者直接去管理企業。政府如果積極介入資源的分配，企業的行為就會被扭曲。因為這時企業要討好的就不是消費者而是官員。政府如果要依法保衛經濟的公平與自由，就必須為經濟的發展提供“安定的社會環境、公正的司法和公平競爭的機會”。
“自由經濟制度”來到這個世界后，使人類社會最近200多年創造的社會財富比人類五千多年文明創造的總財富還要多。“自由市場經濟制度”有這么多的好處，所以很多國家都正在采納或試圖采納。但每個國家和地區采納的程度都不一樣，所以使很多在資源、人才、科學技術及資本原來在同一起跑線上的國家，通過一段時期的發展后，國力變得懸殊起來。縱觀整個世界，南朝鮮比北朝鮮富裕，就是因為“南朝鮮比北朝鮮交換自由”；香港和新加坡比中國大陸富裕，就是因為“香港和新加坡比中國大陸交換自由”；歐洲比亞洲富裕，就是因為“歐洲比亞洲交換自由”。如果是毛澤東時代的制度，誰也別想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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