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鳴和顧雛軍也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前者考上中國石油大學，第一節(jié)課教授就告訴他：世界石油只夠用50年，中國的時間更短。以后這位“中國太陽能產業(yè)教父”選擇了新能源領域創(chuàng)業(yè)；18歲的顧雛軍則考入江蘇工學院動力工程系，老師對他的評價是：聰明好學，踏實上進。但20多年后他卻以商業(yè)詐騙罪鋃鐺入獄。
一些沒有機會和能力改變命運的青年則有些被動而憤懣地選擇創(chuàng)業(yè)。因為父親被打成右派且進了監(jiān)獄，李如成和精神崩潰的母親以及四個兄妹根本無法返回上海。他用返城補助款，開了一家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青春服裝廠；1978年9月，為了推銷低壓電器，胡成中在長沙郊區(qū)85個村子的抽水站間連續(xù)跑了十幾天。當時他還不到20歲，身份是農民。
官方助推力
復蘇的萌動風起云涌，被壓抑的創(chuàng)富愿望在政策的指引和誘導下，開始延伸向各個角落。
1979年4月，在廣州，一個名叫容志仁的人領取了個體營業(yè)執(zhí)照，他以100元本錢開飲食店做學生餐，如今早已為人們淡忘的容志仁確是當年的街邊“創(chuàng)業(yè)第一人”；這年國慶節(jié)時，在順德容桂鎮(zhèn)，街道辦副主任出身的梁慶德創(chuàng)辦的“桂洲羽葵工藝廠”掛牌投產，產品是雞毛撣子、羽毛扇、皮革制品。而后十數(shù)年后，完成了原始積累的梁慶德華麗轉身，創(chuàng)辦了格蘭仕集團。
一些聰明的早起者都意識到，這個國家開始對他們敞開創(chuàng)富的大門。1979年初，周正毅拿出所有積蓄在楊浦區(qū)開了一家餛飩店。在混沌多于秩序的年代，精明的周正毅不甘偏于餛飩店這“錢途”黯淡的一隅。他渾水摸魚，踏上了去往日本的飛機，美其名曰“留學”，實則暗渡陳倉，走私商品去日本銷售，“帶的貨物很多，記不清楚，好像是101生發(fā)水”；這年，許榮茂來到香港。無錢無背景，他什么行業(yè)都做，只要不違法的錢就賺。
這一年的秋天，張果喜第二次來到上海。他舍不得住旅館，蜷縮在上海第一百貨公司的屋檐下過了一夜。第二天，他找到上海工藝品進出口公司，軟磨硬泡簽下了20套雕花樟木箱的出口合同。
國家落實政策，對貴州的羅忠福無疑也是個天大的喜訊。他父輩、祖父輩遺留的幾十萬元財產連同羅家的“天府別墅”被一起歸還，他回城后準備結婚。苦于在遵義買不到養(yǎng)眼的沙發(fā)，于是他參考國外電影上的沙發(fā)式樣，開始試做。沒想到一炮走紅，訂貨者蜂擁而至，名聲傳遍川黔。之后，有想法的他在遵義搞了一個家具展銷會，又出人意料地跑到電視臺花錢打了一個廣告，廣告片中的模特兒由他妻子客串。一經播出，家具展銷會獲得巨大成功，他的第一個十萬元就這樣信手拈來。
在官方，中國的決策者們也嘗試著在南方設立一個有別于過去任何經濟形態(tài)的“經濟特區(qū)”。首吃螃蟹的執(zhí)行者，則是官拜司局級的干部、軍人出身的袁庚。
袁庚的所有籌碼只有三個，一個允許特區(qū)內華僑、港澳商人、某些外國廠商直接投資辦廠的政策、國家拿出的3000萬元貸款以及一大片雜草叢生、連條像樣的路都沒有的土地。
區(qū)區(qū)3000萬元的貸款——這點錢幾乎還不夠搞2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無奈之下，開發(fā)者們唯有一計可施，那就是出租土地，用地金來換現(xiàn)金。這個在當時可謂“大逆不道”的想法得到了強烈的反對。頂著壓力的蛇口開發(fā)區(qū)官員們不得不翻遍馬列原著找根據(jù)，而后他們終于在厚厚的《列寧全集》中查出列寧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話來：“……住宅、工廠等等，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交給個人或協(xié)作社使用。同樣，消滅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滅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雖然是用改變過的形式——轉交給社會�！倍筮@段話深圳干部人人會背，有考察和質問者遠道前來，他們就將之作為“尚方寶劍”。
通過出租土地收租的方式，深圳用收進的數(shù)億元錢削掉土丘、填平溝壑，開通公路，通電、通水、通郵政。從1980年至1985年的五年里，深圳累計完成基建投資76.3億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工程，初步形成了9個工業(yè)區(qū)，香港和國外商人紛紛涌進特區(qū)辦廠、開公司。特區(qū)之風自此一路北上，開放之勢再不可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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