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小企業為什么會陷入“生存危機”？不同的企業，答案會稍有不同，但被排在第一位的原因都是——融資難。
融資難并不需要過多的解釋，去年底以來的緊縮貨幣政策背景下，銀行顯然會最先將中小企業貸款排除在外。但是浙江大學圓正移動智能技術應用研究中心主任張為志提醒《英才》記者，“浙江民間尋找出路的游資超萬億。這是錢荒嗎？”
一面是民間資金泛濫，一面又是中小民營企業融資難。矛盾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溫州目前一兩百家打火機企業，今年能夠比較正常生產的只有幾十家，完全正常生產的好像沒有。”溫州最大的打火機企業之一的東方輕工實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李中堅對《英才》記者說道。李中堅所說的完全正常生產，是指一個月開工天數能夠在20天以上。
華鴻控股集團董事長龔品忠也同樣告訴《英才》記者，“今年以來訂單很緊張，接的都是沒有錢賺的訂單。大家越沒有訂單，就越殺價，而成本又在上升。”
資金鏈是“急性病”，能讓企業馬上死亡，而諸如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則是“溫水煮青蛙”。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
從炒房到炒錢
“金融危機一下子把出口弄得不行了，加速了我們民營企業的老齡化。”浙江省浙商投資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蔡驊告訴《英才》記者，當前的浙江跟從前的美國、日本等國家一樣，到了一個制造業沒有利潤、資本卻開始涌動的時代。
“眼下的問題，歸根到底是內需市場沒有起來，使得實體原本的功能發生了轉變。”張為志對《英才》記者說道，“原來實體是為了制造產品、創造財富，但現在，這個實體變成了融資工具。”
也就是說，工廠一方面需要大量的資金維系生產，但另一方面卻又挪出大量資金加入到了游資的行列。于是形成奇怪的景象：那些喊著融資難的人，恰恰又是游資的所有者。
如果規規矩矩做實業，在銀根緊縮的背景下，能貸到款又怎樣？
“一些外貿的單子，現在都不敢接了。從前只要接到進口商開出的信用證，就可以從銀行貸款然后開始生產。但是現在要么貸不到款，即使貸得了款，8厘的月息（年化9.8%），也不敢貸。一個產品做出來，一年也沒有那么多的利潤。”李中堅頗為懷念早已遠去的月息四五厘的日子。
溫州當地一位民企老板胡先生告訴《英才》記者，現在靠傳統那些生意已經賺不到錢了，很多工廠之所以虧損還繼續經營，完全只是為了可以通過工廠從銀行貸款，然后將貸款用到其它地方去。
據《英才》記者了解，一間勞動密集型的工廠，一年如果能夠做出1-2億的營業額，盡管生意本身可能賺不了多少錢，但可以以此從銀行貸到5000萬左右的貸款，而這5000萬的貸款在某種程度上卻成為了民間游資。
胡先生當前經營著一家貿易公司，但他向《英才》記者坦言，他根本看不上貿易那點微薄的利潤，“我做貿易只是為了貿易融資。”
以進口為例，在產品進口過來之前，胡先生先聯系好國內的下家，并從下家那里提前收取貨款。此時胡先生不需要立即將貨款打給國外的出口商，而是通過銀行給出口商開一張6個月的信用證便可。信用證利率很低，更重要的是合法。在信用證到期之前的6個月，胡先生便可以將貨款用作它途，比如放高利貸。
李中堅有些憤憤然地對《英才》記者說道，“以前大家都炒房，現在大家開始炒錢（放高利貸）了。銀根越緊，錢越好炒。這也加劇做實業與做投機之間的兩極分化。”
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張宗和告訴《英才》記者，中小企業貸款陷入了某種“惡性循環”，先是中小企業生存壓力大，壓力大則迫使某些企業做投機，做投機毫無疑問又加大了企業的風險，銀行就更不愿意貸款給中小企業，而當銀行不貸款時，中小企業的生存壓力更加惡化……
資本家浙江造
在經歷過發展高峰之后，蔡驊認為，浙江不可能再有那么多企業了，浙商將從制造時代走向資本時代。
民營企業做大規模易，要再往前邁一步就很難。當中國的企業試圖要發展自己的品牌時，發現自己前面已經站滿了世界名牌，若要向它們挑戰，可能是死路一條。
“你現在想把打火機做成一個品牌，難度十分高。外資品牌已經有上百年歷史了，后來者很難追趕上。即便能夠把打火機的質量做得和對方一樣，但是文化做不進去，而且專利也是個令人頭疼的問題。”李中堅告訴《英才》記者，他們也正在打火機產業之外，開發一個新的具有科技含量的產品。
前文中的胡先生在放過高利貸之后，也從去年開始進入了一個與新能源相關的產業。他很看好現在從事的這個產業，并且相信這才是他的財富在未來快速增長的機會。
另一方面，泛濫的游資也出現了規范化、追求長期收益的趨勢。
當《英才》記者來到溫州金融港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黃偉健的辦公室時，他正在與幾位投資人協商一個項目的投資合同條款。這幾位投資人都是當地或外地的私營企業老板，他們手里握著的資金代表了一股迥異于炒房、炒錢的民間資金流。
黃偉健組建了一個叫溫州民間資本投資服務中心的平臺，該平臺登記了每一位會員有意愿投資的項目類別，以及大致的投資規模。當有項目時，該平臺會向會員通知信息，并由會員自己決定是否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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