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單位的“認知落差”
在回國之前,徐南和張笑都曾認為,中國市場前景更大,會更有利于職業發展或創業。
但他們慢慢發現,自己可能想錯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13年《國際人才藍皮書》顯示,近5年來,回國的留學人員達到近80萬人,接近前30年總和的3倍。特別是2012年,留學人員回國數量達到27.29萬人,同比增長46.56%。
回國人流之大,超出了許多人的想象。這些當初奔赴異國他鄉的學生,飄洋過海歸來之時,不得不面臨一個與他們有著相近經歷和競爭力的群體。徐南感慨說,留學生“一抓一大把”,可一些好公司一年只招20余人,大多錄取的是國內名校的學生,如果留學回來的,除非來自常青藤院校,否則很少會被錄取,“好幾千人競爭,只錄取幾個人”。
于娜深刻地體會到了這一點。于娜畢業于北京大學韓語系,隨后到韓國首爾大學讀新聞專業,“我每天都投10多份簡歷,每周大概有四五個面試機會,但是面試之后再有反饋的就很少了。求職季馬上就要過去,我只收到了兩三份offer(即錄用通知——記者注)。”
每天坐在電腦前的徐南,同樣經歷著“撒網式”海投的挫敗感:“我大概投了三四十份簡歷,但是幾個月過去,我還沒有收到一個offer。”
張笑參加過多次面試。不過,他多次遇到面試官“刁鉆”的考問:“從海外留學回來的人普遍辭職率很高,你怎么看待這個問題?你會不會也很快就辭職了?”
張笑坦言,一些留學生確實存在這類問題。因為他們多年生活在國外,自我意識比較強,對薪資要求比較高,喜歡自己出去闖蕩,更容易跳槽或創業。
另一方面,更多企業尤其是一些行政事業單位,對留學生及國外院校的認知與實際情況尚有不小的落差。
于娜參加過一次國家部委的面試。“面試官知道我從國外留學回來的,就直接告訴我,他們不招收留學生。”她感到很沮喪。
隨后,另一家部委下屬事業單位的面試也是一波三折。經過歷時近兩個月的筆試、面試,最后只剩下于娜一人,但是,單位最后也沒有錄取她,只是告訴她“不太合適”。
這位本科畢業于北京大學的女生,常被面試官認為碩士學歷背景不夠硬。“他們通常認為,歐美留學的比較厲害,韓國教育不夠好。”于娜說。
吳小姐畢業于世界排名前20、英國排名第3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但這樣的尷尬同樣發生在她的身上。
“國內大多數企業都不知道我們學校,多數人以為是個三本院校,這讓我覺得很尷尬。”吳小姐說,國外一些知名度很高的院校,在中國沒有得到它應有的待遇。另一方面,一些去國外讀書的學生,在國內的基礎較差,出去只是混文憑,“魚龍混雜,讓留學生整體貶值”。
被暫時收藏的理想
回憶人生十字路口“走出去”的決定,這些年輕人無不懷有憧憬。但在求職路上,這些留學歸國的年輕人與國內的同齡人相比,要適應久違的國內生活,還要同樣面對戶口、住房等現實問題。
北上廣不僅吸引著國內畢業生,也成為了留學歸國人員的首選地。不過,在這些城市的戶籍壁壘面前,這些喝過“洋墨水”的年輕人不得不逐漸妥協。一紙戶口讓很多接受了多年國外教育的人,向中規中矩的國企和事業單位聚集。
多位留學生告訴記者,與國內畢業生一樣,他們的夢想如今只能暫時收藏起來。不少人選擇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努力擠進體制內。
吳小姐經過幾個月的求職,最終進入了一家國企所屬事業單位工作,月薪6000元左右,“北京戶口,給我一種安全感”。
“有的國企或事業單位,工作缺乏激勵機制,做多做少差別不大。”她告訴記者,自己可能會考慮跳槽到外企工作,“那里的工資大概有我們的一倍,之前主要受現實所迫,為了戶口才在這里工作的。”
已工作兩年的張笑,在入職之初選擇了一家國企,月薪與吳小姐相同。“有了北京戶口才能在北京買房子啊。”張笑說。
不過,他表示,自己可能馬上就跳槽了,“已經有公司在挖我了,還是想自己創業去干事業”。
當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們一樣順利。于娜最終還是沒能解決戶口問題,現在就職于一家規模800多人的廣告公司,月薪5000元。“好在,公司解決住宿。”于娜很知足。
不久前,一家咨詢公司給了徐南求職之旅的第一份offer。但他認為,“平均6000元的月薪比預期稍低,不太滿意”。薪資水平低,是一些海歸留學生的共識之一。
戶口、薪資,現實讓一些海歸留學生感覺茫然。
“日復一日,做著重復的‘體力’工作。”在吳小姐看來,雖然在辦公室上班,但是,她付出的并不是“腦力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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