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人物雷履泰
日升昌的名聲，很大程度上同它的大掌柜雷履泰分不開。明清的山西人，對經商比科舉更上勁。正如介休大賈“侯百萬”侯培余在大廳寫的對聯所云：“讀書好經商亦好學好便好，創業難守成亦難知難不難。”侯培余雖是讀書出身，中過鄉試副榜，但仍以經商為榮。在晉中一帶，做大事、成大器的路徑，就是經商。清朝雍正年間的山西巡撫劉于義，曾在給朝廷的奏章中，對當地風俗歸納道：“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其次寧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讀書應試。”民諺云：“有兒開商店，強過坐知縣。”而經商必須從學徒起步。
在傳統商家當學徒不是容易事。今人只知道“頭懸梁、錐刺骨”的寒窗苦讀是磨煉，可能不知道當學徒、做“相公”的柜臺生涯是更嚴峻的磨煉。所以，山西商人有“十年寒窗考狀元，十年學商倍加難”的說法。商家選學徒十分嚴格，年齡取15至20歲的青年，五官不端正不要，家世不清白不要，拿起算盤能打得噼里啪啦山響，提起毛筆能寫出端端正正的楷書。如果僅僅是經商業務倒還罷了，更重要的是察言觀色，端茶倒水，小心翼翼侍奉掌柜。學徒的隨身家什有“五壺四把”之說。所謂“五壺”是茶壺、酒壺、水煙壺、噴壺和夜壺，所謂“四把”是條帚、撣子、毛巾和抹布。光憑這些家什，讀者就大致能夠估量出當學徒的難處了。伶俐一點的學徒，睡覺也得睜只眼，掌柜一聲咳嗽就能領會其中的含義。這種“全方位”的訓練，是進入商界必不可少的基礎課。山西一直流傳著關于學徒的歌訣：“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壺四把，終日伴隨；一絲不茍，謹小慎微；顧客上門，禮貌相待；不分童叟，不看衣服；察言觀色，唯恐得罪；精于業務，體會精髓；算盤口訣，必須熟練；無客默誦，有客實踐；學以致用，口無怨言；每歲終了，經得考驗；最所擔心，鋪蓋之卷；一旦學成，身股入柜；己有奔頭，雙親得慰。”山西的經商人才，就是這樣練出來的。
雷履泰是平遙細窯村人，由于他后來出了名，他所在的村名也變成了雷家堡。雷履泰最初的學徒生涯是在平遙城北門里頭拐角的“寶房”。所謂寶房就是賭博房，北方人賭博流行押寶。干練的莊家搖起寶盒來，架式就像香港電影《賭神》里的周潤發。賭徒們在四周圍著，目不轉睛盯著寶盒的搖動方位和姿勢。寶盒落地，一窩蜂似的押注。就在這種場合，雷履泰練出了一副好眼力和快速心算術。寶盒一開，他立即就能報出各人的輸贏數額，分毫不差。這一手本事，被西裕成商號的二少爺看上了。后來，就請他跳槽來到西裕成。雷履泰有了施展才能的地方，東家也對他重用不疑。很快，他就在西裕成挑起了大梁，隨著經營業務的發展，雷履泰先后被委任為漢口分號的執事、北京分號的領班，一直干到平遙總號的大掌柜。
西裕成發展為日升昌，不是偶然的。早在漢口和北京的經營活動中，雷履泰就已經插手金融事務。這時的商號，一般都在同城有匯兌往來，雷履泰借鑒“賬局”（同城匯兌機構）的經驗，把匯兌由同城擴大到異地；生意中難免有銀子和銅錢的兌換，雷履泰借鑒“錢莊”（貨幣兌換機構）的經驗，開展了生意以外的銀錢兌換；經商難免有借貸，雷履泰借鑒“印局”（傳統借貸機構）的經驗，適當地放一點“印子錢”（即有利息的借貸，今天一般把印子錢作為高利貸的代稱）。所以，在日升昌開業前，雷履泰主持的西裕成已經形成了相應的金融經營格局，而且建立了相應的規范。西裕成改為日升昌，只是為票號的專營和規模化鋪平了道路。
票號的要旨，在于異地匯兌和存貸，因此，擴大匯兌市場和范圍至關重要。在雷履泰的主持下，日升昌很快就把異地匯兌業務由“北京—平遙—漢口”擴展到全國。總號設在平遙西大街，各省到處設置分號，不幾年，分號就達上百處，遍及天津、張家口、盛京、蘇州、上海、廈門、廣州、桂林、重慶、長沙等35個城市。我們現在無法想象雷履泰是怎樣以驚人的速度擴展業務的。也許，只有當今的電訊業和IT業，才有可能挾先進技術之力達到這樣的速度。很快，日升昌就進入了全盛時期。有種說法稱，全盛時期的日升昌曾經占有清朝政府80%的白銀儲備，這幾乎是一個令人難以相信的天文數字。即使有所夸張，也可以從中看出日升昌在當時商界中叱咤風云、縱橫捭闔的氣勢與雄厚的財力。實際上，同它的營業額相比，日升昌的股本并不高。它的總資本為36萬兩，分成30股，每股1.2萬兩。但是，規模化的經營，最高經營額曾達一年3000萬兩的匯兌業務，使它的獲利能力極高，最高的一次分紅，每股紅利與本金相等，也是1.2萬兩。光緒年間，日升昌曾結賬分紅七八次。讀者不難推算出它的盈利率。
清末民初最后一代票號掌柜李宏齡在《山西票商成敗記》中，對雷履泰是這樣評價的：“西商票莊，創始于雷君履泰，暗合古交鈔法，于今之中西銀行尤能挾其秘奧。故咸、同以來，六十余年，全國財政，賴以灌輸，稱極盛焉。”
獨具匠心的平色和匯票
日升昌是第一家晉商票號。票號業做為一個新型行業，在當時既沒有現成的規制，也沒有成熟的模式，雷履泰作為第一個敢吃螃蟹的人，必須在實踐中摸索和創造。而當時擺在他面前的有兩個難題。一是匯兌標準，二是匯票防偽。
關于匯兌標準，這在紙幣流行的今天不存在問題，而在清代卻是難題。當時流行的貨幣，有銀兩，有銅錢。各地銀兩和銅錢的成色不一，份量不一。一直到民國，人們拿上銀元還要吹口氣聽聽響聲，這就是在辨認成色。在日升昌營業期間，南京的頃化銀含銀量達97.3%，而上海的豆規銀含銀量只有73%。于是，在南京票號存100兩銀子，到上海兌現就可能要支付110兩。而這一兌現標準，必須兼顧客戶的滿意程度和票號的贏利比例，要害在于公正與利潤兼顧。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在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博弈。票號既然專門做匯兌生意，就必須要在公平上做足功夫，不然就沒有客戶上門；同時又要保證自己的賺頭，不然鋪子就得倒閉。這就需要一個統一的匯率標準。用不同匯率來保證各地銀兩成色的平均，即“平色”，平色兌現后給票號留下的賺頭，叫“余利”。雷履泰的一大貢獻，就是確立了當時“平色余利”的恰當標準。恐怕他自己在制訂這個標準的時候也沒有想到，在后來日升昌的發展中，僅僅“平色余利”，就一度占到票號總盈利的四分之一（票號的利潤，主要有三大部分：利息、匯水、平色余利）。用現代銀行業的術語來表達，這就是典型的套利業務（arbitrage）。
關于匯票防偽，這在今天也是難題。日升昌的匯票，由票莊自己印刷制造。一旦出現假匯票，票號就會遭受信譽和經濟上的雙重打擊。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票號對匯票的印刷和安全性要求頗高。當時所采用的防偽技術，有密押、背書、微雕等方法，更有甚者還采用了水印技術。票號上的密押，類似于密碼。現存的檔案資料中，就有用“謹防假票冒取，勿忘細視書章”十二個字來分別代表一年中的十二個月。過一段時間換一次密押。而這種嚴密的防偽技術，為日升昌創造出了一個神話：在它的百年歷史上，居然沒有發生過一次被誤領、冒領的現象。解決了防偽問題，才能取信于社會，創造“一紙匯票，匯通天下”的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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