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號的企業結構和治理
以日升昌為代表的票號，形成了一套獨具中國特色，又與現代企業制度相近的企業結構和治理方式。其中最主要的，包括兩權分離、“頂身股”、嚴格號規、“酌盈濟虛，抽疲轉快”等制度架構、管理方法和運作模式。這些制度的源頭，大都起自雷履泰。當然，雷履泰也不是憑空創造，而是依賴于晉商在做生意中日積月累形成的制度體系和常規習慣。
兩權分離
“兩權分離”似乎是現代企業的起點，然而，考究歷史，我們不難發現，日升昌推行的兩權分離體制幾近完美。那么，我們就有必要進一步深究。日升昌的“兩權分離”同現代 企業的“兩權分離”不同處在什么地方。
起碼從明代開始，晉商在經營實踐中就形成了“東伙合作制”。所謂“東”，就是資本所有人，俗稱財東；所謂“伙”，就是經營合伙人，俗稱伙計。東伙合作的緣起，在于有資本者未必有經商能力，而能經商者未必有本錢。正是東伙合作，奠定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體制。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從東伙合作制形成之日起，“企業”就已經誕生。
到日升昌時期，票號的組織結構為三種人：東家、掌柜、伙計（這里的伙計，是后來對學徒和伙友的俗稱，不包括掌柜）。東家相當于董事長，大掌柜以下，全部是東家的雇傭人員。掌柜又分為不同層次，習慣上稱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等等，掌柜統領伙計從事具體經營活動。東家是出資人，其職責只有兩項，一是掏銀子，二是選掌柜。可能是由于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的積累而形成的慣例，晉商在所有經營活動中，東家一律不準插手，甚至連學徒都不能推薦。電視劇《喬家大院》的一個重大缺陷，就是給東家賦予了想象中的經營決策權。試想一下，如果東家具有杰出的經營能力，大掌柜就是多余；而如果東家缺乏經營能力，插手經營事務只會添亂。所以，久而久之在晉商中就形成了一條雖不成文卻人人都必須遵守的規范——東家不過問經營事務。只有出資人不插手經營，才能保證企業正常運作。甚至為了保障掌柜的權力，晉商還形成了不允許“三爺”進票號的規矩。所謂“三爺”指東家的“舅爺”、“姑爺”、“少爺”。顯然，如果允許“三爺”插手，那么，小舅子就可能上演出“外戚專權”，女婿就可能制造出商務“倒插門”，兒子就可能炮制出“逼宮戲”。其中的關節竅道，值得今人好好思索。電視劇《喬家大院》中的喬致庸，被描寫成了東家和大掌柜一身二任的角色。筆者以為，這恰恰是現實中的企業兩權不分在文學作品中的折射。歷史哲學家克羅奇聲稱“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誠哉斯言。關于日升昌的資料中，大掌柜雷履泰甚至以后的歷任掌柜都記載翔實，而東家李氏的記載則非常簡略，也說明了這一事實。“董事長兼總經理”，早在票號時代就已經被否定。
當然，作為東家，大筆銀子出手，還不能介入經營活動，如何保證自己的利益不受損？這就靠東家的眼力了。當打定主意出資時，東家惟一要重視的，就是大掌柜的選擇。選對了大掌柜，你就等著拿銀子；而選錯了人，你就等著虧血本。異常隆重的大掌柜聘任儀式，同帝王拜將差不多，擺酒席，請中人，蓋紅印，畫字押，反映出東家對大掌柜的全權委托。所以，東家的標準形象，不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更不是精打細算扒拉著算盤珠子不放手，而是披著大氅拿著水煙袋悠哉樂哉。大掌柜一上任，就具有獨立的經營權。其職權之大，可能會讓今人瞠目結舌。比如對資本的運用，對人事的安排，東家一概不能過問。不僅如此，為了不影響掌柜的經營，東家不能在票號里借錢，即使到票號視察也不能在號里過夜。可以說，大掌柜是整個票號發展和贏利的最為關鍵所在。而這種經營權威，也為大掌柜施展才能提供了制度保證。這種體制，恐怕會使我們當今的那些“小媳婦”型經理人羨慕不已。
大掌柜是票號經營管理的最高領導，全權處理全號內外事務，從選用二掌柜、三掌柜和伙計，再到資本運作和具體業務安排，一概都是大掌柜的事情。既有決策權，又有執行權，包括內部制度的制定與執行，人員的選用，分號的設立與管理，資金的調度與運作，以及各種大大小小的商務決策。所以，晉商的東家幾乎都是一個模樣，而大掌柜卻各有特點，有雷厲風行者，有謹小慎微者，有出奇制勝者，有重視細節者，不一而足。大掌柜下設二掌柜，通常職責是協助大掌柜處理全號事務，尤其是內部制度的實施以及員工考勤、生活安排和生意操作等等。大的票號，還有三掌柜甚至四掌柜，協助上一級掌柜工作。這些掌柜們，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高級管理層，是票號管理團隊的核心。其中的“一把手”就是大掌柜。
日升昌為了適應在全國甚至在外國開展業務的需要，在總號之下設立了大量分號。分號的設立由大掌柜決定，人員由總號派出。所有分號不獨立從事業務，其業務一概由總號調度，所以，也不單獨考核分號的業績。從整體上看，票號是以大掌柜為中心的垂直式集權組織模式。分號只是總號的分理店，完全不同于今天的子公司或分公司。
頂身股
“頂身股”是晉商的發明創造，有人把它比作當今的MBO（即管理者控股，但身股的獲得渠道不是購買，而是服務年資和表現）。這是當時特有的企業激勵體制，也是協調東伙利益關系的基本舉措。具體做法是：東家的出資為銀股，是票號的真實資本；掌柜和伙計以人力入股，是為身股，俗稱“頂生意”。身股與銀股相對應，不交銀子，但是需要對東家投入的資本負責，是票號里的“虛擬”股本。身股與銀股一樣，都享有同等分紅的權利。掌柜和伙計，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表現取得一定的股份，如果服務年限增長及表現優異，則會追加股份。反之則會降職。這種頂身股制度，使票號在組織體系上利益一體化，形成了很強的向心力。晉商有言：“薪金百兩是外人，身股一厘自己人。”身股的作用在這一俗語中表露無遺。
身股如此重要，想獲得也十分艱難。獲得身股是從當學徒開始的，經過長達十年以上的磨煉，才能取得頂身資格。商家選學徒，比丈母娘挑女婿還要嚴格，而且還要由與票號有業務關系的店鋪擔保。學徒出事，保人要承擔賠償責任。進號以后的三年學徒期，對于常人來說十分難熬。第一年干雜活，以考察品德為主；第二年學業務，包括文化、寫字、珠算、票號業務、騎馬、蒙古語等；第三年跟師傅跑生意，在實踐中摸索提高。整整三年，不能回家，不準告假，臟苦累賤，一樣不缺。套一句現在流行的調侃語來說，就是“起得比雞還早，睡得比狗還晚，干得比牛還多，身份比豬還低”。從裝水煙、遞毛巾到倒夜壺、疊被褥，對掌柜要伺候得無微不至。現在人們可能會以為這樣做有點過份，而且似乎不見得同經商技能有多大關系。實際上，正是這種生活小事的濡染，才能養成經商所需的眼尖手快、腦筋活絡、察言觀色、心機靈動。學徒期滿，解除了依附性的身份限制，就變成票號的伙友，但是還要經過七年班期做事，業績可觀，無錯無誤，才能取得身股。這十年期間，伙計從早上東方發白起床，到晚上繁星滿天關門，在店里是沒有座位的，所以才留下了“站柜臺”的說法。許多學徒，在十分苛刻的條件中能堅持下來，靠的就是對身股的預期。
這十年，也是掌柜觀察伙計、辨識人才的過程。民國初年，山西票號的最后一代大掌柜李宏齡，曾用這樣一段話概括了這種職業訓練：“票號以道德信義樹立營業之聲譽，故遴選職員，培養學徒非常慎重，人心險于山川，故用人之法非實驗無以知其究竟。”在具體的考察人才方法上，他還提出了一整套準則：“遠則易欺，遠使以觀其忠；近則易狎，近使以觀其敬；煩則難理，煩使以觀其能；卒則難辦，卒使以觀其智；急則易夾，急使以觀其信；財則易貪，委財以觀其仁；危則易變，告危以觀其節；久則易情，班期二年而觀其則；雜處易淫，派往繁華以觀其色。如測驗其人確實可用，由總號分派各分號任事。”票號內的許多中高層管理人員，都是這樣一步步走出來的。
身股的數額不等，大掌柜的身股數量，由東家確定。一般的山西票號，大掌柜往往可以頂到一股，也就是十厘。有的票號比較特殊，限制整股，如大盛魁的大掌柜，最高身股為九厘。也有個別票號，大掌柜頂到十一二厘。從二掌柜以下，身股為七八厘（掌柜）到一二厘（伙計）不等。身股的多少，同經營中的職權大小相對應。由低到高，頂一二厘生意者，就可以接待客戶，商洽生意，掌管雜事；頂三四厘生意者，可以上柜，應酬買賣，決斷一般營業（對于這種可以上柜的伙計，客戶打招呼時就開始以“掌柜的”尊稱），但大事不能做主；頂五厘生意者，就已經進入中層，可以定奪一些較重要的生意，獨立開展業務；頂七八厘生意者，就已經成了票號的臺柱子，大宗交易可直接拍板，盤點分號，核算盈虧，甚至掌管全局；頂九厘生意以上者，非大掌柜二掌柜莫屬，他們通常不過問小宗貿易和日常營業，而是決斷重大疑難，進行戰略設計。
身股有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在本金虧損的情況下，頂身股者并不承擔相應的虧損責任，而有權利分紅。這樣，掌柜和伙計不用承擔本金風險。從這一點上看，身股制度并不是資產制度，而是屬于利潤分成的激勵制度。為了給伙計示范，有些票號，對起過重要影響或創造巨大利潤的掌柜伙計，還實行身股繼承制度。他去世之后，票號依然會給予他的家人一定年限的身股分紅，最長可達七年。這種身股所起到的激勵作用是顯著的，伙計的利益與票號的利益緊密綁在一起，取得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效果，從而能更有效地激勵伙計們的工作熱情。
號規
票號的吸引力是巨大的，號規也是嚴格的。所謂“家有家法，鋪有鋪規”。票號的規矩之多，為當時各行業所罕見，有許多規定，表面上看近似苛刻。比如，所有票號，都嚴格規定“十不準”，包括不準攜帶家屬，不準嫖妓宿娼，不準參與賭博，不準吸食鴉片，不準營私舞弊，不準假公濟私，不準私營放貸，不準貪污盜竊，不準懈怠號事，不準打架斗毆。一旦有違反號規者，立即除名，俗稱“卷鋪蓋”。這種懲罰的嚴厲性，在于它是公認的行規，凡是某個票號犯事而卷了鋪蓋的伙計，其他任何票號都不會再錄用。也就是說，犯規除名等于宣告這個人經商生涯的終結。各個票號，還會根據自己的情況做出更細的規定。例如，除父母喪葬大事，不得請假；每月準寄平安家信，但不能帶東西銀錢；家信要交總號檢查并由總號轉交，不得私寄等等。這種幾乎不近人情的管理規章，強調票號對伙計的人身控制，在當時行之有效。
號規的嚴格，還在于不分高低，不講情面。日升昌天津分號的大掌柜冀體謙，用現在的話來說，屬于“資深高級經理”。他的弟弟冀體和，擔任百川通票號天津分號的二掌柜。在晉商群體中，都是響當當的人物。有個生意上往來的富商為了巴結冀體謙，給他重金買了一個青樓女子。冀體謙明知號規不準納妾，但自恃資格老，貢獻大，貪于美色，就把號規拋在腦后，將這位女子收為偏房，并囑咐伙計們保密。他的弟弟覺得不妥，勸說無效，就給父親寫信告知此事。父親令他盡快休妾。他依然置之不理，小日子過得蠻舒服。但好景不長，日升昌總號派梁懷文“巡邊”，發現此事，報告總號。總號當機立斷，立即下令冀體謙“卷鋪蓋”。冀體謙沒想到總號會動真格的，灰溜溜地帶著小妾回家。更沒想到他的老父親動了真怒，拒絕他進門，宣布斷絕父子情分。他只好另租一個地方，勉強度日。冀體謙干了一輩子票號，沒有其他謀生技能，而日升昌的除名，等于斷了他在任何商家重新就業的門路。青樓女子奢侈生活過慣了，受不得清苦，吞金自殺。冀體謙人財兩失，雞飛蛋打，徹底淪落。有這樣的前鑒，票號伙計都會掂量輕重，沒有人敢于輕易違規。
至于票號的具體經營業務，我們在這里就不談了。在當時，這樣一種治理結構，帶來的是日升昌生意興隆。資本的嗅覺是靈敏的，日升昌給晉商提供了一個樣板。很快，晉商紛起效尤，在平遙、介休、祁縣、太谷、榆次等地涌現出了大批票號，有的票號（如合盛元）的分號甚至設到日本的東京、大阪、橫濱、神戶以及朝鮮的新義州等地。梁啟超曾感嘆說，山西票號“執中國金融界牛耳”。日升昌，作為票號的領頭羊，得到了“天下第一號”、“匯通天下”的贊譽。到雷履泰70歲壽誕時，山西商會專門為這位票號先驅贈予一匾，上書“拔乎其萃”四個大字，以表彰他首創票號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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