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齡同道非同命
年輕人創業有值得讓柳傳志欣慰的，同樣也有讓他焦慮的。但柳傳志自認已經不太適宜過多地評判他們，畢竟年輕人的很多想法和創業背景與老一輩大不一樣。
當今是個英雄輩出的年代，二十幾歲就身價過億，執掌企業的董事長不計其數。這樣的氛圍讓人們淡忘了那些老企業家們曾經的輝煌，有太多與柳傳志一樣的老企業家，也曾做出很多業績，有的依然堅守著，有的卻沒能跑到終點。
聯想的柳傳志，海爾的張瑞敏，長虹的倪潤峰是同一個時代的企業家。這三位同齡人之間的交情，業內有目共睹。他們共同經歷了改革開放時期的崛起，共同領略了無數的驚濤駭浪，在世界IT界處于低迷并沖擊中國時，相互扶持沖破瓶頸。他們三個人的名字經常一起出現在各種榜單之中。時隔多年，柳傳志改行了，倪潤峰落馬了，張瑞敏依然低調如昨。
2004年，當六十歲的柳傳志成功收購IBM的PC業務時，與他同歲的倪潤峰正在承受著道別長虹的命運。長虹的倪潤峰時代就此結束，長虹也由此一蹶難振。現在，柳傳志談及此事依然一臉惋惜，“長虹失敗的原因是，在定目標的時候沒有想清楚，或者沒有堅決地去執行。”柳傳志還曾專門找過倪潤峰，但已經來不及了。
柳傳志所說的目標就是長虹當時的股份制改造。當別的企業拼命進行股份制改造的時候，長虹的股份制改造始終停留在起步階段，倪潤峰沒有注意去引導，而國企的體制問題是長虹衰敗的首要原因。盡管如此，柳傳志對倪潤峰的評價依然是，“能把一個非常小的，而且當時很困難的企業做成現在這樣，對國家絕對是貢獻，非常了不起。”
讓柳傳志感覺了不起的企業家還有張瑞敏，“能夠用獨樹一幟的方法走向海外，這個非常不容易。海爾辦了這么多年，一直很穩定。”說到這里，柳傳志認為，華為的總裁任正非與其有一比。
“任正非在研發的探索上一直都是獨樹一幟，堅決從困境中向頂峰攀登。我做研發，都是先把積累做好，水到渠成往前走。這個做法相對任正非要緩慢一些，但是我覺得這適合我。像爬珠穆朗瑪峰一樣，南坡達到頂峰更快一些，但是北坡比較平滑。任正非敢走南坡，這本身就使我對他充滿敬重。”
聊到老一輩企業家，柳傳志似乎有太多的話想說，臉上的那種柔和不像是在談及競爭對手，而是幾個曾經一起奮戰的戰友，或是一起成長的伙伴。
“我覺得張瑞敏、李東生、任正非等很多企業家在中國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首先，不管結果如何，他們把完全不可救藥的企業，在當時非常困難的條件下做大做強，而且大都是國有的，為國家做事，這本身就是非常高尚的一種情操。其次，在激烈的競爭中，他們能夠獨樹一幟，比如張瑞敏在海外的做法，就是在樹立自己的品牌。這個過程中，他沒有選擇并購，而是自己去創建。這個方式肯定有諸多困難，要去摸索，等于在為后人做探索。”
柳傳志最后表示，“中國擁有很多優秀的企業家，但是大多只顧掙錢，斗爭。很多企業家的消息，不是誰怎么搞鬼了，就是無商不奸等聽著烏煙瘴氣的話題。我們需要的主流不是這些。”
柳傳志希望有識之士可以經常聚聚，不斷地交流經驗，做一些典范的事，能夠出現一個正派的企業團體，引導著中國民營企業的方向。這些只有領軍人物或者是具備領軍人物素質的人才會去考慮的問題，柳傳志都想到了。
同道也好，異己也罷。他們其實都可以用來作為檢查自己的一面鏡子，在擴大視覺空間的同時，增加良知和責任的透明度。從柳傳志對這些管理者們的評判中，我們也看出了他自我的管理之道。
絕代柳傳志
十多年前當記者的時候，我曾在浙江龍泉的一口千年古窯里看一位民間大師燒青瓷。他告訴我，上好的窯泥應該從哪里挖取，泥坯的捏造該注意哪些要領，窯火當如何控制，釉色應怎樣構思。我問他，“那么，全按你的要領做了，是否就能燒出絕世的龍泉佳品？”那大師幽幽地答到，“我說的這些無非是人力而已。絕品都是天意，萬物有賴造化。”
很多年來，我一直記得他目光閃爍、語意古蒼的神情。日前，與《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秦朔(秦朔新聞,秦朔說吧)縱論中國企業家，說到哪位可以代表一代人，我和他幾乎異口同聲地說了同一個名字——柳傳志。那一刻，我又想起那個大師所謂的天意與造化。
柳傳志經歷了一個獨特的時代，有著一段非常的際遇。他40歲開始創業，由一位工程師而轉型為成功的經理人，然后又以中國式的智慧讓企業順利完成了資本人格化的改造，在年過六旬又能尋找到自己滿意的接班人，領導企業開始新一輪的國際化擴張。他跟倪光南的激烈對抗，與孫宏斌的短暫恩怨，對楊元慶和郭為的協調安排，無一不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企業戰略的是非曲直，從來只能以結果評論。而其中展現出來的種種取舍精彩，才是商業人生最迷人的地方。柳先生身處大時代，數十年沉浮跌宕，始終能以順流者的姿態立于潮流中央，為人矚目。舉國之內，找不出第二個更“造化”的典型了。
在寫作《激蕩三十年》的時候，我曾經為開篇費盡了心思，方案很多，最后決定用柳先生的一個故事。
1978年11月27日，中國科學院計算所34歲的工程技術員柳傳志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一篇關于如何養豬的文章，他激動不已。因為“自打‘文化大革命’以來，報紙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爭，全是社論，而《人民日報》竟然登載養豬的文章，氣候真是要變了！”柳傳志感覺到了時代的變遷。
也就是從開篇起，柳傳志便被當做了貫穿三十年企業史的一個標志性人物。透過他的商業經歷，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精英人士是怎樣改變時代和自己的命運的。
近年來，柳傳志從經營一線抽身而出，從他身上漸漸散發出哲學、思想家的氣質。他對很多事件的反思越來越顯得超脫和客觀，對中國公司的戰略及管理理念有了更獨特和高屋建瓴的思考。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國企業家創造了一個“中國制造”的經濟奇跡，而在管理思想的創新上也應該有所作為，應該可以開創出一個“中國制造”的思想時代。在這個層面上，柳傳志讓人期待。
美國20世紀初期的傳奇企業家洛克菲勒晚年對友人說，“也許以后別人的資產比我還多，但我是唯一的。”這句話，柳傳志也應該有資格說。因為，他所經歷的轉型大時代是唯一的。他起身最早，“活”得最久，事業做得生龍活虎。這也許就是天意，就是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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