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我的慈善觀
很多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們的大午集團一直以“好人相聚的地方”為榮，但在公眾媒體中，大午集團的慈善行為并沒有什么新聞，這既與公司本身的文化有關，更是公司實施慈善的方式所產生的必然結果。在此，我想就有關慈善的話題，在法律和道德等層面做一個比較系統的闡述。
首先應當說明的是，“富豪”與“企業家”并不是一個概念，富豪所包含的人群要廣得多。一個人擁有了大量財富，無論他是合法經營所得還是財富繼承，也不論他是貪污受賄還是挪用侵占，甚至中彩票、賭博、搶劫，只要他擁有大量財富，就可以稱作富豪。至于他本人，可以是官員、影視明星、運動員、企業家，也可以是官二代、富二代或其他身份。企業家則并不都是富豪，很多企業家艱苦創業，努力打拼，但并沒有成為富豪，成為有錢人，能夠成為富豪的企業家是極少數。
第二個問題非常關鍵：這些被稱為富豪的企業家，企業資產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的企業家，究竟有多少個人財產？在很多媒體和公眾的心目中，一個企業家，特別是私營企業家，他的企業有多少資產，就等于他有多少個人財產，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我在二十年前就提出“私營企業不姓私，它是私的積累，公的發展”的觀點。一個獨資企業在規模很小時，有可能是個人的，但當它發展壯大之后，這個企業就開始具備社會屬性。它的員工、客戶、供應商乃至周邊社區的民眾，都會與這個企業的利益息息相關。這個企業的盈利或虧損，會對這些人的工作和生活產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所以當一個企業規模很大時，私營就只是一種經營形式。
“私營企業不姓私”的觀點，在2006年實施的《公司法》中得到了體現。公司法的第三條明確規定：“公司是企業法人，有獨立的法人財產，享有法人財產權。公司以其全部財產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這就是說，哪怕是一個獨資公司，它的企業資產也只是屬于這個企業本身，而不屬于投資者或企業家本人。
所以，我看到有的企業家捐款時，把企業財產視同自己的個人私有財產捐出去，我覺得很不理解。企業資產屬于法人財產，而不是投資人的個人財產。如果企業的投資人隨意調動企業的資產或者說話一言堂，把企業看成了個人財產，那這些調動的實質就是挪用，就是侵占，是違反公司法的。這樣的捐款與國外一些著名慈善家，比如巴菲特和比爾蓋茨等，有著本質的不同，巴、比的捐款，捐的是個人財產，是他們通過股份分紅得到的錢，這樣的財產當然可以由本人自由支配。企業家把企業財產捐出去，個人得到了名譽，卻侵害了企業、員工、客戶以及所有企業相關方的權益，這樣的捐獻與慈善是相悖的。
前些年，大午集團經歷風波時，有媒體朋友稱我為“一無所有的億萬富翁”，這個稱謂挺確切的。大午集團目前有七個億的資產，但這些資產都屬于大午集團這個法人單位，不是我的個人財產。無論從現實角度還是法律角度，我都是一個窮人。自大午集團成立至今，我沒有從企業里分過紅，只是領取自己的工資，個人財產很少，房產和存款加起來也沒有一百萬。
第三個問題是：企業該怎樣捐款？這是由第二個問題所衍生的。其實這個問題應該是“企業該怎樣做慈善”，但現在的事實是，很多媒體和公眾認為捐款等同于慈善，尤其是國家發生重大災難事件時，一個企業是否捐款、捐款多少，已經成了民眾衡量這個企業是否慈善的標尺。
在我看來，企業是否捐款、捐多少款，不僅不能由哪個上級部門指定，也不能由企業家本人決定，更不應該是募捐晚會現場那個舉著“**公司捐款**萬元”的牌子的人來決定。企業是有限公司的，捐款至少是董事會決策的結果；企業是股份公司的，則應該由股東大會決定。（從這個角度講，國有企業捐款是荒謬的）如果要找出捐款的法律依據的話，就是這個企業自己的《公司章程》。
在以往的事件中可以看到，外資企業為突發的災難事件很少捐款，有的人對此意見很大，甚至號召民眾抵制這些企業。這些企業捐款很少，固然可能有一些民族因素，但更大的可能是因為這些企業有比較系統的慈善模式。很多著名的外國企業，在其公司章程中，都有明確規定，從每年的利潤中提取固定的比例，捐獻給某個慈善機構，或者干脆自己成立一個慈善機構，委派專人負責慈善資金的管理和監督。對這樣的企業而言，做慈善已經成為一種常態，即使有了突發的災難事件，其日常所積累的慈善基金已經足以履行其社會責任。
國內的很多企業不是這樣的，包括那些在募捐晚會上十分活躍的企業，都是有了突發事件以后，才積極捐款的。這樣的企業，即使沒有功利的因素在內，有著良好的心愿，也缺乏必要的程序正義。
講這三個問題，并不是將慈善作為炮灰，而是對現在一些慈善現象的解析。
查閱有關資料，可以得知慈善的本意：“慈善應是在慈悲的心理驅動下的善舉。本身就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慈悲的心理，二是行善的舉動。真正意義的慈善行為應是一種不附加要求的施舍。施舍本身就是一種快樂，一種滿足。”由此可以看出，慈善本身是不需要回報的，這里的回報不僅指物質的，也包括精神的。真正的慈善者，不圖利，更不求名。
我們的民族有悠久的文明，儒家主張的“仁”具有明顯的慈善意味，佛家的“慈悲”更是慈善的心理基礎。在歷史上，漢唐時僧侶濟貧、賑災，宋代養老扶幼事業勃興，明清時民間慈善團體星羅棋布。因此，我們的慈善事業有著良好的傳統。只是最近幾十年，由于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們，對社會的回報不盡人意，加上慈善機構運作的不透明，才出現了現在的慈善亂局。事實上，對于我們這個有著慈善傳統的民族而言，有些人的勸善行為，多少有些諷刺——真正善良的人，不用勸也會行善；心地不好的人，單憑一次晚宴，也很難引導其向善。
前面說過，在公眾媒體中，大午集團的慈善行為并沒有什么新聞，更沒有引起什么轟動效應，這是因為大午集團的慈善，不是追求大鳴大放，而是采取了“潤物細無聲”的方式。
大午集團在發展過程中，以傳統儒家思想，當代法制思想，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思想三結合作為企業治廠思想，堅持以人為本，提倡先學做人，后學做事，將企業建成了“好人相聚的地方”，也逐步形成了大午集團的慈善原則，概括起來就是：“救親不救疏，救近不救遠，救農不就城，救急不救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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