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內部集資被視為合法
對于《民間借貸案件審理指導意見》的出臺，溫州市中院對外用了“驚艷”一詞。《意見》中被較多引用的一條是“企業未向社會公開宣傳，僅在單位內部針對本單位職工集資并用于本單位生產經營的，該借貸行為有效。”有法律界人士表示，這條規定的細致程度，幾乎已經到了“手把手教”的地步。
周德文則認為，該條款充分體現了溫州特色。“溫州企業對內部集資的情況，十分普遍。”周德文說，幾乎所有溫州企業，因為生產經營需要集資，都會從內部員工開始，“一方面，對企業主而言，內部集資比較容易操作，另一方面，就員工而言，也比較信賴自己工作的企業，愿意出資。”
但是按照現行法律，這一借貸行為，也許就會被定為非法集資罪，“溫州很多大企業因為員工人數多，即使是向內部集資，其規模也很有可能觸‘紅線’。”周德文說。
楊軼清告訴時代周報記者，該條款正反映了溫州市的金融改革越來越“接地氣”，他表示，通過《意見》的方式，總結溫州民間借貸糾紛中遇到的問題，并為今后的審理提供參考，非常有必要。
債務人配偶權益更受保護
針對溫州家族企業多，“夫妻辦廠”情況普遍的現狀，《意見》專門用了五項條款，來解釋民間借貸所涉夫妻共同債務。溫州本地律師葉劍秋表示，與《婚姻法》及最高法院對《婚姻法》的司法解釋相比，《意見》對借貸雙方的保護更為全面。
葉劍秋告訴時代周報記者，由于《婚姻法》的規定，只要夫妻雙方未離婚，夫妻一方又不能舉證證明債務為另一方所有時，出借人就能主張債務為夫妻共同承擔。而根據以往的經驗，夫妻中一方要“自證”的難度非常大，因此，過去司法實踐中，判夫妻雙方共同承擔債務的占了很大一部分。“有的債務人配偶，甚至都不知道另一方在外面借了錢，但是一樣要承擔債務，非常冤枉。”
而《意見》第八條規定，如果借款人的配偶以該借款發生在夫妻分居或離婚訴訟期間為由進行抗辯且有證據證明，同時借款人又不能舉證證明借款的實際用途，那么法院便不會認定債務為夫妻共有，除非借款人能夠證明該借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經營所需。也就是說，除了借款人配偶有取證義務外，借款人也應當承擔相應的取證義務。“過去司法機構出于謹慎考慮，會依據《婚姻法》，保護甚至是過度保護債權人的利益。”
如今，《意見》在保護債權人利益的同時，也充分維護了債務人配偶的權利。事實上，在溫州，對于債務人權益的傾斜，并不僅僅體現在夫妻所涉民間借貸案件中。在《意見》就民間借貸利率和利息部分有規定：“借貸雙方對應當支付利息有約定，但對利息的計算標準約定不明確，雙方主張的利息計算標準不一致的，應就低認定利息計算標準。”《意見》還規定，在民間借貸利息的認定上，若借款人已經支付的利息超過四倍利率標準的，超出部分沖抵借款本金。在實際操作中，這些條款事實上都是在保護借款人的利益。
《意見》細致被贊“接地氣”
周德文作為溫州市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同時也是溫州市中院和鹿城區人民法院的陪審員，“陪審員中，有不少人十分理解債務企業的無奈，因此，對借款人都是從寬執行的。”周德文說，“當然，一旦發現債務人有惡意借款的事實，執法力度一定是十分嚴厲的。”
不難發現，無論是對企業內部集資的規定，還是對債務人配偶權利的保護，這些規定在國內司法實踐中，或多或少都有突破之舉。楊軼清認為，溫州作為金改試驗區，同時也是民間資本活躍之地，本就沒有必要完全按照體制內行政化的手段來做事。在他看來，溫州金改與深圳、天津的改革相比，更民間、更草根，“因此相應的法律手段也應該更具活力性。”
因此，楊軼清十分支持溫州中院出臺這類“接地氣”的法律文件，“如果把整個金融體系成建制地納入到體制內來，最后就算金改成功了，民資的活力或許也已經被扼殺了。”
事實上，在發布《意見》的同時，溫州市中院還透露，到目前為止，溫州中院及其他10個基層法院均已獲編委核準設立金融審判庭。溫州市中院副院長陳有為表示，今后全市涉金融機構和金融類案件將集中到金融審判庭或金融審判專項合議庭管轄，實行簡案快審、專案專審、難案精審，促進金融審判專業化、集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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