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獨大”
毫無疑問,路邊停車收費這塊蛋糕十分誘人,誰都想分一塊嘗嘗。
據《北京晚報》報道,目前,在北京的路邊停車場中,民企京聯順達智能停車管理有限公司(下稱“京聯順達”)占有著北京60%以上的市場份額。
如果不是因為一起商業賄賂案,京聯順達并不會引起太大的關注。2010年11月,時任北京市公聯公路聯絡線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公聯公司”)總經理的賈維被有關部門帶走調查。
隨后,時任京聯順達的掌門人祁力向檢方作證稱,為獲取原公聯順達56%國有產權,他向賈維行賄200萬元。
1999年8月,北京市交通部門將京城八區停車場移交市政管委,市政管委又將京城八區停車場企業盡數交予剛成立的公聯公司。
2000年前后,機動車數量猛增,停車難初現,北京也開始在街道上劃出占道停車位,路邊停車位快速便捷,很快成為車主首選。很快,路邊停車位被劃給公聯公司,歸公聯安達分公司管理并收費。
2002年公聯安達被改制為獨立法人單位,統管京城八區幾乎全部占道停車位,以及近半數路邊公共停車位、地下停車位。
2002年11月下旬,公聯公司的停車業務再度改革,以“馬路牙子”(馬路與人行道間臺階)為界,分割停車業務。由公聯安達和北京京恩技術發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資,設立北京公聯順達智能停車管理有限公司(下稱“公聯順達”)。
公聯順達負責“馬路牙子以下”即路邊停車位業務,公聯安達則負責“馬路牙子以上”,即路外停車場和地下停車場業務。
2007年,在民營停車場的你爭我奪中,公聯安達在路外停車場、地下停車場業務所占份額已顯著下降。但路邊停車位仍為公聯順達所壟斷。就在這一年,公聯安達決定出售手中56%的公聯順達股權。
在北京產權交易所一個月掛牌公示期中,只產生了一家意向受讓方—北京京恩順達投資有限公司。該公司正是祁力為了獲得股權而新設立的公司。
“原因很簡單,條件是特設的,只有祁力的公司能滿足交易條件,別的公司根本參與不進去。”前述業內人士告訴時代周報。
此后不久,公聯順達更名為“京聯順達”。股權轉讓之后,北京近60%的路邊停車位的收費管理掌控在了這家民企手里。
這就是如今京聯順達的前世今生。如今,京聯順達對路邊停車的壟斷地位仍不可撼動。
“是不是壟斷都沒有問題,只要這家公司做得比別的公司好,招投標透明,符合‘三公’原則,現在的問題核心是停車費哪兒去了?路邊畢竟屬于公共管理區域,財政收了多少?”劉俊海告訴時代周報。
劉俊海認為,北京市應繼續推進停車業市場化改革,引入競爭機制,建立公眾評價渠道,“誰做得好就讓誰做”,讓任何有資質的停車企業均可以公開參與競爭。政府也應該負擔起監管責任,“不如趁這個機會公開招投標,給企業一個清白,給公眾一個明白”。
尋求治本之道
與其他一線城市比,除了城區的核心地域,北京的停車費用并不高,很多商業區自己的物業公司經營的停車場還會有消費限額免時長的優惠政策,即便是中心商務區也會有相關政策,比如用食堂的發票沖抵時長,而一些飯店和會所的停車則是免費的。
“北京停車成本太低,是造成車輛越來越多的原因之一。2005年我們曾做過調查,北京的免費停車的比例占整個停車位的73%,2010年達到80%,現在這個比例肯定比過去還高。長期以來停車價格低,刺激很多人使用汽車,同時由于低價,使社會資金沒有建設停車位積極性,造成停車位嚴重不足。說白了,就是市場沒有有效地對社會資源進行調配。”郭繼孚分析。
郭繼孚舉例說,香港購買汽車的比例只有40%。在香港,有車位才能買車,而一個車位的價格是200萬港元。而在東京,日本政府要求買車必須有自己的車位,如果提供的是假車位證明,罰款20萬日元,判刑三個月。
“應痛下決心加強停車秩序管理,嚴格執法,價格手段和管理手段都要跟上去。”郭繼孚建議。
劉俊海則認為,靠漲價解決停車難的做法并不可取,“只要引入競爭,讓更多的企業參與到停車產業中來,停車費也許還會下調。”
“哪些公司、哪些機構、哪些個人可以畫線收費應該采取招投標的機制,必須將收來的錢定期向社會公布去向。尋求治本之道,最根本還是鼓勵政府,以及民營企業等各類企業大力興辦全方位的停車場,我們現在大街上專用的立體停車庫很難找得到,大家只能停在路上不能停車的地方,結果貼條扣分。”劉俊海說。
“關鍵看政府怎么做。”劉俊海認為,多建一些立體停車場就是不錯的選擇,“當然,畢竟是公共設施,停車場由誰建、由誰管理也要公開透明,讓消費者有知情權和選擇權,價格也要由市場來定,不要一家獨大。”
立體停車場的優勢就在于其能夠充分利用城市空間。資料統計,傳統停車場停50輛車需要1650平方米,而采用露天電梯塔式立體停車只需50平方米。目前,立體停車場在發達國家已經被廣泛應用。
“停車難將會是下一個比交通擁堵更嚴重的問題。依靠建停車場來改善停車難的問題是不可能的,北京城鎮人均住宅面積28平方米,而一輛車停下來所需面積至少要30平方米。如果那樣的話,將來就是樓有多高,停車場就有多高。發達國家的有些城市已經嘗到了這樣的苦果。”郭繼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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