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大學畢業生甚至碩士生爭相應聘清掃工、搓澡工、交通協管員的消息，被當作“破除擇業舊觀念”的新聞屢見報章。
在金融危機導致用人需求縮減的現實背景下，先上崗再發展的靈活就業觀，固然值得贊賞。不過，碩士生、本科生、專科生求職時，一層層往下“擠壓”，這樣的“高才低就”，究竟是特殊時期的權宜之策，還是“觀念一變天地寬”將漸成職場通例？對此，仍須作一番思考。
其實，“人才高消費”之風并不只是金融危機襲來后才出現的現象。比如，辦公室行政事務人員也標明須碩士甚至博士學歷，銀行柜臺操作員用的是重點大學經濟系碩士生，而且長期不挪位。大學生應聘搓澡工，只是在危機背景下放大了這種差異。從長遠看，讓大學生人盡其才，教育部門及社會應當如何作為？
人才高消費是對公共資源的浪費
大學生該不該去當清掃工、保姆、交通協管員？華東理工大學教授朱子彬說：就業壓力下，大學生可以從事簡單勞動；但是從長遠看，大學生還是應該擇機而動，進入技術類崗位和智能型服務崗位。用人單位更不能因為金融危機，就把人才高消費視作理所當然。
人才高消費首先是一種對社會公共資源的浪費。我國高等教育雖已從精英化邁向大眾化階段，但大學生資源并不富余。即便在上海，25歲至64歲工作人群的受教育年限也低于國際先進水平1.5年—3年；雖然上海高招規模不斷擴大，但在校生占總人口數的比例仍低于國際大都市平均水平2—5個百分點。
教育部直屬某高校一位校長算了筆賬：如今培養一名本科生的成本是一年2萬元，其中家庭支付學費5000元，國家生均撥款8000元，其余的由高校自籌資金填補缺口。如果許多畢業生從事的是與學業完全無關或技術含量很低的工作，而不少行業招聘高學歷人才又不重視培養和使用，服務水平、管理質量并沒有因此提升，這不啻是一種浪費。
人才高消費更會引發一系列的負效應。我國大學的學費標準占農村居民人均年收入的160％，占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的60％，教育投入已經成為我國居民的不小負擔。 值得注意的是，高投入、低回報，已經使一些農村地區出現新的“讀書無用論”。一些家長認為送孩子讀到初中，能識字就可以外出打工了，不必再花錢送孩子去讀高中、讀大學，進行“無謂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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