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消除網絡上過激情緒和言論產生的土壤,除了改良社會生活本身,更重要的是充分發揮傳統媒體的功能,以媒體的專業理性引導公眾有序合法地表達自己。
網絡上的無序狀態,比如欺詐、情緒化宣泄等,確有必要管理和引導,這恐怕沒有多少人會反對。從微博上的議論看,一些人對強化網絡治理的擔憂,是會不會由此把網絡創造的言論空間給“管制”掉了。毫無疑問,對網絡的管理和立法,如能更充分地回應這些疑問,將會得到更多網民的積極響應。
應該承認,網絡確實創造了一個新的言論空間,為網民參與公共生活提供了新的可能,網絡的積極作用本身,體現的正是中國社會的巨大進步。網絡這個平臺,已經成為表達民聲民情最為便捷的地方,因此在過去的許多年,尤其是在全國“兩會”等重要時間段里,黨和國家領導人會很重視網上的輿情。在當下社會結構復雜、利益背景多元的背景下,網絡上釋放出的多種多樣的聲音,的確值得認真傾聽。盡管一些網絡言論有片面性和過激色彩,盡管網絡輿情不一定能完整代替公共輿論,但時下恐怕沒有人能否認網絡輿情的影響力。
網民傾向于網絡上的表達,不僅因為網絡的便捷性,更重要的在于網絡比傳統媒體的言論口徑要大得多,這個巨大落差產生的勢能,催生了龐大的網民群體,這要算是中國的獨特國情。網絡寬,媒體緊,事實上存在的雙重標準,給了人們一種不正常的期待,那就是只有在網上才能看到“真相”,在傳統媒體上獲得的信息,無法滿足早已被網絡吊得很高的胃口。這幾年,尤其是微博的出現,更加劇了人們對新舊媒體差別的認知。這種情況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那就是傳統媒體究竟應該怎樣作為,才能幫助公眾實現日益增長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傳統媒體應該怎樣既承擔了社會責任,又能滿足公眾的愿望?應該思考這個問題的,不僅僅是新聞人。
選擇網絡作為言論出口,某種程度上是來自經驗的驅動,比如很多常規渠道得不到回應或很難解決的問題,在網上一曬就能獲得高效率回應,雷政富事件和廣州“房叔”被查,就是極好的例證。要消除網絡上過激情緒和言論產生的土壤,除了改良社會生活本身,更重要的是充分發揮傳統媒體的功能,比如輿論監督的功能,為公眾實現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搭建更寬敞的平臺,以媒體的專業理性引導公眾有序合法地表達自己,這不但能大大降低引導輿論的成本,更能培植出中國社會自我凈化的強大健康力量,也能消除一些人把言論空間“管制”掉的誤解。
既然傳統媒體有專業能力,那就不應該是網絡輿情影響傳統媒體,而應該是傳統媒體引導網絡輿情。只有不斷滿足公眾更高更多的言論期待,傳統媒體蘊藏的巨大專業能力才能釋放出來,才能為國家的發展進步發揮更大建設性的作用。
想認識全國各地的創業者、創業專家，快來加入“中國創業圈”
|
